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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云:五十知天命,七十從心所欲。這是千古聖人對人的生命狀態的至高觀照。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福氣逾過這道檻讓生命步入從心之年,仿佛命有定數,有的人不足六十為百年,便是遺憾。譬如王鐸,這位亂世中禍福多舛、命不假年的人,一生享年六十又一,命裡就沒有從心之福。但是他的書法不為生命所囿,恣意揮灑,意象萬千,管毫在握,字字從心,生理生命不逾從心之檻,藝術生命卻早早在四五十歲的時候就進入從心狀態了。這是天意,讓兩種生命互補,並且,一種生命延續另一種生命。
《行書五言詩軸》作于“辛卯春二月”,即順治八年(1651)王鐸去世前一年,所錄是他十年前的一首五言舊作,綾本,縱210釐米,橫49.5釐米。順治八年前後是王鐸晚年的創作高產期,僅以《王鐸書法全集》(河南人美版)所收作品統計,這年一至三月就有近二十幅之多,以致王鐸當年遭人閒話,以為敷衍,不務正業。其實他有難言之苦。雖然此時他身居禮部侍郎職位,官階從二品,按順治元年清廷所頒標準,他的年俸銀加上柴薪銀合到一起有264.5兩,這個收入與一品大員的收入雖然有近100兩的差距,但是已經相當高了,當時一名正五品官員的年收入是96.7兩,而據有關專家的研究,清代前期江南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家庭的年生存消費支出約為32.6兩。但是王鐸家口眾多,且晚年多病,常常問醫服藥,所以日子依然窘困,為人作書實乃貼補生活之需。這些在他寫給親家張玉調等人的信劄及作品中多有敘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為了釋放降清仕清後內心壓抑的心情。所以當年求一幅王鐸書法並不難,據王士禎《分甘餘話》記載,當年京城人士為求王鐸書法,往往設局邀其飲酒,多勸幾杯酒,多烹幾個蛋就能如願以償得到一幅王鐸書法作品。當然這類索書者得自備絹紙(其實王鐸的親家張玉調當年請王鐸作書也是自備絹紙,事見王鐸“為張玉調親家草書《琅華館仿古帖》”署款,中州書畫社《王鐸書法選》第163頁),要不然王鐸得不償失了。這自然不是王鐸最開心的作書狀態,晚年王鐸最開心的作書狀態是孟津老家的鄉親或者一些故交老友來探望他,每每這種時候他就會放鬆心情,開懷暢敘,聊到興致了,就取出絹紙寫一幅書法送給人家,那是皆大歡喜的事。我們今天所見他的許多得意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創作的。
《行書五言詩軸》為“勉翁劉老公祖”作,劉老公祖何許人無考,但是既得王鐸如此禮敬就不會是等閒之人,抑或就是一位前明遺老。此作書體在行草之間,結字狡黠,雅野兼顧,筆線韌而不滯,通幅書法寫的筆翰墨暢,頗有從心之態。落款更是隨心所欲。其實王鐸作書法落款常常很隨意,許多作品正文書寫撐滿篇幅了,就落一個紀年,署一個名字算數。但有的作品不是這樣,比如有位置並且正逢心情高漲,他就會信手拈辭,隨意揮毫,所題往往參差錯落最有韻味。就像這幅《行書五言詩》,三四行字隨意寫來,乍一看都不知讓人怎麼去讀款,其實是王鐸題完兩行之後才發現,上款還沒有寫而署款位置已經局促,若將上款的大名擠在窄窄的空隙裡,那不僅有違書款格式,而且有失禮數,顯然不行。於是輕輕一挑,將“勉翁劉老公祖一品博笑”寫成抬頭款,這一來不僅和諧了通軸佈局,又禮敬了“劉老公祖”,真所謂皆大歡喜。不假思索,信手寫來,所謂從心就是這樣。
王 鐸(1592~1652) 行書五言詩
綾本 立軸
1651年作
210×49.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