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宝藏

    其实在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被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它们被存放在故宫内的交泰殿内，而对于带有前任明显个人特征和风格的御玺则会被收存起来存放在景山的寿皇殿。由于交泰殿位于故宫之内，因此免遭洗劫，而寿皇殿则没有那么幸运。我们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PierreLoti）的日记中能看到当时有关这些御玺的情况：

    “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

    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御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那方被拍出4625万港元高价的“太上皇帝”的圆玺就在此中，被当时年仅28岁的法国将军德·耶赛（deGercey）掠走。这位年轻的将军毫不客气地拿走了数枚御玺，其中有一方印文为“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的“乾隆御宝交龙纽白玉玺”随同“太上皇帝”圆玺一同出现在了2007年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该玺在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数》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质地、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录完全吻合。

    玺中之诗

    此方玺文“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选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所作的一首御制诗中。这一年的六月四日，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一处建筑内，看到书法家张照书写的“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的对联。他一时兴起，将对联中的几个字稍做改动后，便有了“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的对联。虽然只是变动了其中的五个字，但意思却直抒其内心感受。不仅如此，乾隆还当场口占一首《点窜张照书联语二句因口占促成》的诗作：“侍臣联句犹粘壁，前席无端略忆初。似此精神能永注，谓他赵（赵孟兆页）董（董其昌）或难如。两言即景未详熟，五字返躬因易予。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这首诗后来被收入到乾隆的《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一中。可能是乾隆对自己的这一改动非常得意，以至于第二年的春天在圆明园做诗时仍清晰记得此事。并在其诗注中交代：“去岁于避暑山庄见张照书联句云：‘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不知谁所作。然大都流连光景之词，因为易之曰：‘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起句易四字，对句只易一字，较为切己”。看得出，乾隆在改动张照联语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好奇，这首诗究竟是谁做的？张照早已过世，乾隆已是无从问知。　

    其实，张照所书的诗有所本的，那是明代上海松江人陆深的居所内所张挂的对联。陆深著有《俨山集》，在《俨山集》第十七卷中有《瑞应堂留别所知二首》的诗作。其中第二首为“四面有山皆入座，一年无日不看花。如何又踏朝天路，春水漏船荡浅沙？”陆深和张照同为上海松江人，他的《俨山集》及内容张照应该是知道的，因此，张照在书写避暑山庄对联的时候直接引用陆深居所的对联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一件，内开，正月二十日太监鄂鲁裹传旨，著挑玉做几分宝呈览，准时请地方。钦此。随挑得山料玉大小六块，拟做交龙钮宝三方，螭虎钮宝三分九方，随交龙钮宝纸样三张，螭虎钮宝木样三件，交鄂鲁裹呈览……计开：山料玉一块，重五斤，做交龙钮宝一方，见方二寸四分，高二寸二分。‘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阳文字，山料玉一块，重五斤，做螭虎宝二方，各见方一寸，高三寸二分……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长芦送到玉交龙宝一方，呈进交懋勤殿讫。”根据这条档案，我们可以知道次玺制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也就是乾隆帝改动张照对联六年以后，好古敏求之心不难看出。

    现身拍卖场

    乾隆时期，每遇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为纪念，从上述两方御玺就不难看出。如果把御玺按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乾隆的喜好便可一目了然。其实，不只是乾隆帝如此，帝王们皆有此好。

    2001年9月法国巴黎宝蓝-福尔拍卖公司（Poulain&LeFur）举行的一场中国艺术品拍卖，拍品中包括一套《清康熙佩文斋御用十二组玺》，分别为：寿山石“坦坦荡荡”朱文长方印，寿山石“戒之在得”朱文方印，白玉“康熙宸翰”朱方和“稽古右文”白方连珠印，青玉“保合太和”朱文方印，碧玉“中和”朱文葫芦印，青玉“康熙宸翰”白文长方印。田黄“景运耆年”朱文长圆印，田黄“景运耆年”朱文长圆印，白玉“畅春”白文长方印，田黄“康熙宸翰”白方和“戒之在得”朱方连珠印，白玉“佩文斋”白文长方印，田黄“坦坦荡荡”朱文方印。此十二印虽归为艺文用印，却反映了康熙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中和”，“戒之在得”，“稽古右文”等。其中刻于康熙六十年的“戒之在得”印，更具有特殊意义。据《秘殿珠林》卷一《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册》著录和乾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大臣采择经语刻小玺。备六十年时用，康熙六十年五月刻成后，康熙即随身携带，驻避暑山庄时，乾隆亦以此小玺受恩，以后乾隆顺利继位，当与此有关。可见此印虽小，作用却非寻常。

    2002年北京华辰拍卖推出清康熙寿山石夔龙钮御宝“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两方印章。这对印章是清代康熙帝晚年的御用印，包括朱文“戒之在得”和白文“七旬清健”各一方，均为寿山芙蓉石，质地温润细腻，平顶浮雕双夔龙博古钮，雕工精致，并置于清宫特制的印盒之中（现盒盖已失）。康熙去世之后，这对印章和其它康熙生前的用印一起封存。根据《秘殿珠林》卷一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自己从儒家经语中选择了“戒之在得”四字印文，以纪念在位即将六十年。第二年五月，康熙在避暑山庄命大学士、著名书画家张照拟订字体，并由梅玉凤刻成。二印的印文也是康熙晚年心境的实录，“戒之在得”折射出内心的忧患意识；“七旬清健”则反映了对晚年身体健康的期盼。这两方印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宝薮》中均有著录，亦是清朝末年流失海外的重要帝王御玺。

    2004年4月25日香港苏富比从海外<征集到一枚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玺，圆雕异兽钮，阴文篆书“契理在寸心”五字。印文“契理在寸心”源于皇帝本人的御制诗文：“盘古实有三，中盘为最幽。我曾坐松下，几度沿溪流。契理在寸心，旷观足千秋。长哮万壑空，彷佛晤田畴。”诗中既描写了中盘幽深空旷的自然美景，也抒发了作者观景之余的所思所想，虚实相间，情景交融。此诗后来收入《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六中。并将其中的“契理在寸心”一句单独摘出刻成宝玺，自我炫耀自我陶醉的意味十分明显。

    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则退居次位，甚至可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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