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   任道斌

（一）

    收藏是民族文化进步的象征，它表明人们重视历史与文化的积累，贮存前人的智慧和社会历史演变的信息，从这些文物财富中汲取精神养料，分享美丽，增加民族凝聚力，从而以热爱生活的态度面向新时代，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是否善于收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判断人们的智慧、民族精神文明程度之标尺。如当今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或地区博物馆之数量、质量远高于落后国家或地区，就是最好的例证。又如当今大陆的私人收藏家远比“文革”十年时期为多，也是较好的说明。
    社会进步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水涨船高，收藏家自然应运涌现。然而人们收藏的缘由是复杂的，有以纪念历史为目的，多从人文知识角度考虑，如今人樊建川收藏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抗战文物；有以商业经济为目的，多从投资角度考虑，低入高出，宛如炒股票，如众多活跃于南北拍卖市场的文物商贩；有以聚敛财富为目的，传于子孙，永世保之，如明代范钦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有以作学术研究为目的，如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师瓜蒂庵藏明末清初字画；有以国家民族公益为目的，如张伯驹先生收藏晋唐书画，以防流失海外，最终捐献国家；有以满足个人癖好为目的，自娱自乐，如民主人士沈钧儒之收藏奇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且收藏家的目光有远近之别，收藏规模有大小之差，藏品有雅俗之分，但是无论标准不同、兴趣各异，其审美性与娱乐性却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民间的收藏家，更强调个人的收藏兴趣，因此收藏的审美性与娱乐性要比公立的收藏（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更为强烈，同时这一切皆与收藏家的个人素养有密切的关系，故本文拟就此谈些浅见，以求正于同好。

（二）

    既然收藏家的个性各不相同，那么收藏的审美性也是各有所好的。如有人欣赏明式家俱的简洁，而有人则钟情清式家俱的繁缛；有人喜欢元代青花瓷的素雅，有人则偏爱清代宫廷粉彩的绚丽；有人醉心于行书的流畅，而有人则寄趣于篆书的古拙；有人中意殷商青铜器纹样的夸张、神秘；有人则迷恋近代银币图饰的精致、典雅。总而言之，收藏的审美性是多元的，也是互补的，只要收藏家自己喜欢，难以作出绝对的甲乙判断。不过从总体而言，收藏的审美性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点约定俗成的尺度：
    一是历史性，即从史料角度出发，审视收藏品的沧桑之美。如哈尔滨黑龙江大学有位张教授，爱好近代历史，对1840年至1966年间政坛、文坛有影响的人物，如林则徐、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岑春煊、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陆宗舆、郑孝胥、叶德辉、孙中山、张元济、傅增湘、马衡、蒋介石、汪精卫，乃至郭沫若、鲁迅、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张友渔、陈垣、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宗白华、俞平伯、马一浮、沈雁冰、康生、沈从文、夏承焘等人的信札尺牍、日记手稿、书画照片等加以收藏，近五年来四处寻访，行踪及于京津、苏皖、沪杭等地，目光集于拍卖行及废纸收购站、名人交游后裔，披金淘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得到千余件散逸各地的文物，于今年7月9日在杭州“湖山会”艺术机构举办“清末民国时期珍贵史料展”，获得社会文化界好评。张教授的收藏审美观在于名人价值、史料价值、稀缺性价值、真实性价值，从这些故纸残页中发现文献的时代之美、沧桑之美。
    又如思嘉室主人收藏的砚台，除历代四大名砚外，从别人不经意的其他材质砚角度，收藏了汉代的陶砚、唐代的铜砚、宋代的随形砖砚、元代的铁砚、明代的木砚、瓷砚、玉砚及清代的紫砂砚，从中领悟时代的发展、社会的生活和砚史的沧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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