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黄永玉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他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作品《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

黄永玉看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两度引火烧身。

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时。在此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空闲时他突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故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儿斋杂记》）。所画动物中，包括猫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情逸致之作，显露出黄永玉的机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发后，这些作品却被知情者揭发检举，指责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甚至还把黄永玉押至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斗。

然而，黄永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随意之作《猫头鹰》，再度引火烧身，且比第一次来势更为凶猛，处境更为险恶，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时，北京饭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楼，据各方回忆，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安排一批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这些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于是在1973年10月，黄永玉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老许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我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我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以后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个多月后拿来“进贡”的这幅东西……

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黑画事件”按说主要是针对为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个中缘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有机会看到了一批相关档案才了解到。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个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江青一伙豺狼对他的迫害却决不手软。9月起搞起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批林整风”扭转成“批林批孔”，对周恩来作残酷的“病床围剿”。但是还嫌不够生动，不够普及，不够响亮。如何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艺术上作一些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心情。

在这个重要的小会上，邵宇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谊宾馆的小会提出猫头鹰的“黑画”之后， 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由此，“黑画事件”大幕拉开了。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严厉批判《中国画》画册，这被认为是“黑画事件”的正式开始：

《中国画》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一场风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黄永玉回忆说，他的《猫头鹰》开始挂在“黑画”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挂在了第一位。一幅从非正式作品中搜集来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画”中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实出乎人们意料。

相关文化部门理所当然成了“黑画事件”的“推动中心”，这就是国务院的“文化组”。需要说明的是，“文革”爆发后，文化部被“砸烂”而不复存在，此时国务院负责文化的部门名叫“文化组”。重新组建并恢复“文化部”名称，要到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文化组”期间，担任组长的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但他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因此，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是副组长于会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时，于会泳出任部长。“黑画事件”正是发生在由“文化组”向“文化部”过渡的时期。

在卫胜的讨伐檄文中，创作《猫头鹰》的黄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对他的批判极为猛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革”前创作的“动物短句”，也被捆绑在一起予以批判。黄永玉回忆说，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就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而惹火烧身。

（摘自《追寻“黑画事件”始末》，《书城》2008年8月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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