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古人总是“比德以玉”。在今人看来，玉器虽然告别了“巫玉”的神秘和“王玉”的尊贵，但它依然是人们珍爱的装饰品和首选的辟邪物，它象征着安全、幸福、和谐。在北京奥运会的奖牌中，也融入了玉元素，足见玉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故在玉界泰斗、文博大家杨伯达先生看来，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

敝人对上万年玉文化的悠久历史颇为感兴趣，怀着对“玉德”的无比敬仰之情，经友人引荐，敝人结识杨伯达先生，并聆听他与玉结缘的如玉人生，有感于他那献身文博，如痴如迷的探索、研究玉文化的精神，故作本文，聊以记之，以示对先生的尊重。

出国考察    结缘文博

“哈哈，谢谢您刚才的美誉。我看到你采访叶佩兰的文章，正如叶佩兰所说，我们这一代故宫人可以说都是故宫培养起来的人。”杨伯达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传说中玉界泰斗杨伯达？看着他那神情朗达的样子，我不由松一口气，先前担心杨先生年纪过大未必能接受笔者长时间访谈的担忧一扫而空。杨伯达先生留着长发，脸色红润，看不出已是八旬开外的人，作为文博大家他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用平缓的语气细说了他那如玉人生的经历……“我是在1956年4月到故宫，当时我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副主任、支部书记，属于平级调动。叶佩兰是高中毕业分配进来的，当时他们那批人来了十几个人，起点不一样的，我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而他们是从头学起。”他说。

念了四所大学才完成学业，这就是杨伯达曲折的求学经历。因为战争的原因、区域的转变和大学的合并，他在大学期间是一直处于游走的状态，四年的战争他一直是学员，并念了四所大学。第一所大学是山东大学；第二所是华中建设大学的文艺系，当时分四个大科目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和音乐，杨伯达是在美术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的黎滨洪先生是他的老师；第三所是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美术系，系主任是罗工柳和王式廓老师，艺术学院院长是光未燃，他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这都是解放前的大学。解放后他念的最后一所大学是华北大学美术系，他师从彦涵和魏田霖先生学美术史。

一个学美术史的人怎么去研究博物馆学？看着我们疑惑的表情，杨伯达笑着说，原来在他进故宫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博物馆了，他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东欧的美术史是什么样的，还曾经赴前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学习，亲眼看到一些重要的典型艺术品。以前，苏联和保加利亚的科技是走在中国前面的，他很幸运能有机会到这些国家学习，当时能出国的人是很少的，而且出国的态度不一样，有的就是去逛逛、开眼界或是镀金的，而他则是去学习，抓住这个机会认真的学习。换句话说，他是在无形中进入了一个博物馆的大课堂，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在前苏联的一个博物馆里，馆长正亲自接待中国学习团，他向参观者详细介绍了这个馆的历史规模和影响。接着一个讲解员仔细的讲解着每件陈列品的历史及艺术特征，他讲解的质量是很高的，如果参观者有疑问的话，可以打断他的话请翻译转述并解答。后来得悉这个讲解员是博士，参观者感到很震惊。一个中青年人拿着笔，快速的记录着，这个中青年便是杨伯达。他在苏联莫斯科参观了20多个博物馆，包括后来补上的普希金博物馆和彼得格勒博物馆，他记录了厚厚的一本笔记。他所记录主要有两点：一是看文艺复兴期的古文物和古希腊的古文物；第二个是看他们怎么去展览展示的。从此，杨伯达便开始与文博结缘。

扎身故宫  玉界泰斗

回忆起出国考察那段经历，杨伯达说，回国时有一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前途。考察团到了长春之后，他们没有直接回北京，团长要大家都下车，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等都安顿好了，团长宣布大家写总结，因为一般情况下，参观考察活动后当时是有很深感触的，但是回去后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在长春大概住了十几天。杨伯达想自己是搞陈列的，于是把笔记整理、归纳了一下，写了一篇《苏联博物馆陈列介绍》的文章并发表。当时他29岁，只有7年的工龄。后来他还写了一篇《苏联工厂美术》发表在工人日报，后来他才知道，这篇文章是中苏友协转到工人日报的，而且连载了四次，中苏友协还写了一个编者按（推荐性质的），因为他有专业知识，哪些地方处理得好都有详细的介绍。因此，他在博物馆届就有了一小点名气，所以便有博物馆邀请他去做报告。所以说，在进故宫之前他已经有很多博物馆的经验。

人一旦出名，各种各样的机会便随之而来。杨伯达拥有较丰富的博物馆经验，因此，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都争先请他去帮忙，但杨伯达考虑到自己不是学革命史或历史专业，没有长处，而且这些博物馆保密性太强，好多资料都不能用，没办法做工作，于是便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刚好这时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决定让杨伯达转到对外文化联合委员会，开展对外文化的工作，虽然他以前也接触过德国的展览，他的日文也还可以，但是英语和德语都不好，于是他自己便退居二线，让一个科长负责，后来就想离开工作室去故宫工作。

杨伯达已经有三个国家博物馆的调查工作经验，他又想去故宫工作，并且又懂中西美术史，在展览上还有点经验。有一次和故宫博物院吴院长见面，杨伯达问吴院长说要不要他到故宫工作，吴院长很高兴的说“欢迎欢迎”。就这样杨伯达就轻而易举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当副主任，而陈列部主任便是大文学家唐然教授。杨伯达学的是美术史，所以对文物不是很熟悉，在进来故宫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要转行了，只是以为做与美术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另外延伸的一些东西，后来才知道要改行做文物。可以这么说，当时他对文物是一窍不通的，文物学和美术史是完全不同的，专业跨度太大，这使他倍感压力，况且吴院长又很器重他，他觉得自己不能不讲义气啊。所以就决定留下来好好学习，当时故宫人都没有接触到国外的新兴事物，眼界很窄，因此他就决定不再留恋过去，重新转行做文物。

诚然，人的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但是必须还要有充分的准备和擅于捉住机会的敏锐与果敢。刚来故宫不久，幸运之神即降临到杨伯达的头上，这使得他与玉器结缘。故宫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吴院长决定了三个人：一个是杨伯达，另外两个是故宫的老研究员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他们三个一起工作，取长补短。因为要给玉器分级别，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看了一万多件清代的玉器，这差不多是故宫的三分之一。清代玉器是什么样的，故宫里记录的年代不准确，但两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艺术经验，就这样一天看三四十件，慢慢的杨伯达也就懂了，他也开始提意见。所谓“实践出真知”，杨伯达已经能辨别出这件作品的年代、玉质和做工。这虽然是一次学习，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艺术真是包罗万象，从古到今，杨伯达学到很多的历史知识。在文物方面他很尊重基层的意见，因为基层的老故宫人有着几十年的经验。杨伯达是个善学习的人，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他慢慢的提高，他还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渐渐的他成为玉器鉴定界的权威专家、泰斗，并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玉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

每天晚上杨伯达都会把图书馆的书借出来读，图书馆是每天晚上十点关门，他也就每天看到十点，因为看书看得很入迷，都忘记时间了，管理员看灯还亮着，就问谁在里面，杨伯达就说他还在，马上就走。渐渐的他们越来越熟悉，管理员也就不问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杨伯达把所有能看的、需要看的书都看了，包括文献、考古、评论、美术史的书。

杨伯达搞行政工作后，工作轻松了不少。每天开完会、检查完工作后，他一看十点，干吗呀，下库吧，就这样他把文革之前积累的问题慢慢的开始解决，在这期间他写了很多好的文章，编写了《中国美术全集》包括玉器、金银器、玻璃、珐琅器分卷，还有《元明清雕塑》和《清代院画》的半部前言。

为了编写《中国美术全集》，杨伯达组织了一个编委会，他是主任委员，为了这个工作，他看了很多书，看完之后就发现玉器不是一件器物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书编写完之后，玉器的研究还是要坚持下来的，干脆就专门组织一个机构来研究玉文化，于是他们就组织一个玉器研究委员会，把对玉器的研究扩大化。经过几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玉是有文化底蕴的，中国文化的第一块奠基石就是玉文化，并总结出“玉灵魂、金文化”是中国文明的祖先。

玉器研究会有关玉文化的研究开了五次会议，并出版了四套书，刚开始认同的人很少，甚至好多人都报以怀疑的态度。最后一套《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上、下册》荣获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奖。从文革结束以后，杨伯达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玉文化上，从文化的角度看玉器，他的研究基点是很高的，承认玉的基因和板块，玉经历了巫玉、王玉和民玉的三个阶段。“现在玉文化的正式研究有十年了，中央的舆论和考古界的朋友也逐渐的认同玉文化，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研究是没有国家资助的，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杨伯达高兴的说。但现在官方对玉文化的研究并未重视，比如故宫有书画研究中心和陶瓷研究中心，可就是没有玉器的研究中心，这说明对玉文化的研究是不够重视的。

对玉的点、线、面的概括是杨伯达最近研究的重点，他说，玉文化是古老而知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玉器还是有辐射力和影响力，就拿这次奥运会来说，奖牌就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青玉、白玉、碧玉三种工艺的奖牌，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喜欢玉是本身的体现，是中国人本身的生理结构造成的，中国人的体内是有玉的基因，外国人就没有这种基因。

玉沦落为玩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杨伯达说，现在重要的是要把玉文化普及开来，但还是要通过这些玉器来体现，比如中国人喜欢在身体上佩戴一些玉镯、玉牌。大家戴上玉就感觉很安全、很幸福，为什么去破坏它呢？中国传统观念是提倡“德”，即做一个君子善人，如古语说“君子付之，玉璧不响”，这种观念源远流长的。

对话杨伯达的夫人

（场记：访谈进行了两个小时，杨夫人给我们重沏茶水，为了让杨伯达先生休息会儿，笔者对杨夫人进行补充采访。杨夫人说，她与杨伯达先生是因为“玉缘”而走到一起的，从她的言谈举止中，笔者深感杨夫人博学多才，且对玉器有很深的研究，正如杨伯达所说，他夫人从小与玉结缘，现在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玉器鉴定专家。）

问：请您描述一下杨先生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答：我先生做事情是一丝不苟，为了玉器的研究奋斗一生，我觉得这是别人没办法比拟的；他做人就是爱去帮助别人，没有任何怨言的，他经常说要把小一辈的培养起来。

问：杨先生是社会名流，可能会有很多人登门拜访和参加很多活动，他是怎么利用时间来写文章做研究的？

答：他每天是早上7：30分就开始写文章，直到中午12：00还一直在伏案写作，中午稍作休息，下午就又开始，如果我不提醒他休息，他就会一直写下去，不知疲倦。我有时候就很心疼，偷偷的掉眼泪。但是他会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好，有计划性的去做事情。

问：杨先生经常参与古玉鉴定吗？他可是玉界泰斗。

答：他对古玉的鉴定是不介入的，主要是为一些收藏家着想，因为现在的古玉几乎100%是赝品，有人花了几千万买了一块赝品，你又不能告诉他真话，因为他会心理承受不了，也会有很多人怀疑，你是不是在骗他。所以这种事情他一般是不参与的。还是认真的做自己的研究。如果有人执意要请他去参加一些鉴宝类的节目或是提供玉器鉴定，我就会故意把价钱提得很高，把他们吓回去，所以登门要求鉴定的人就少了很多。其实古玉的作假在宋代就开始有了。

去年我和先生去新疆和田参加一个活动，和田的人民都特别特别的尊敬他，因为是他把和田玉推向世界的。我对先生的尊重和爱是永远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希望我的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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