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上半年,宜兴紫砂业仍在缓慢地发展。据1919年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宜兴的蜀山、丁山、汤渡和川埠一带的沿山居民,仍然“家家制坯,户户捶泥”。全县有窑货行二十五家,各种陶窑四十余座。紫砂茗壶、花盆、花瓶和饮食器皿的制作,集中在蜀山和川埠;龙盆、罐头等黑货集中在蠡墅;缸类集中在丁山和白宕;缸翁类集中在汤渡。整个窑场工人近六千人,临时工则因季节而增减。这一带的居民通 常全家参加陶业劳动,或碎土,或炼泥,或徒手制坯,或户外晒坯,或研制釉料,或绘画施彩,或书画雕刻,或装坯烧窑,男女老幼都不例外。
由于紫砂器的销售量猛增,以及为了迎合国内外资产阶级和达官贵人爱好古董的需要,紫砂器的艺术水平在此期间明显下降。但也有少数艺人坚持工艺创作,有他们独到的艺术贡献。如程寿珍(公元1858——1939年),别号“冰心道人”,他擅长制作“掇球壶”及仿古紫砂壶。所制掇球壶端正完美,稳健丰润,犹如大小双球叠垒,曾获得巴拿马国际赛会和芝加哥与博览会的奖状。同时得到奖状的还有紫砂名艺人俞周良所制的“传炉壶”。又如范鼎甫,他不仅善于制作紫砂壶,而且擅长紫砂雕塑品,他的大型雕塑作品——“鹰”,曾在1935年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是宜兴紫砂业的急剧衰退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丁山、蜀山窑业区的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六百多间,陶窑完全被毁者十二座,还有一些陶窑被侵略军改作炮台或碉堡。当时宜兴陶业情况是“大窑户逃往外地,中小窑户无意经营”,“每年曾以百万件紫砂供给全国和远销世界各地的蜀山窑场,那时全年所烧紫砂茶壶不满千把”。到四十年代初期稍有恢复,但年产值最多时也只及战前最高年份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1945年抗战结束时,宜兴还保留有陶窑六十四座,但到1949年前止,产量最多时不过开烧四十六座。1948 年是抗战结束以来宜兴陶业较旺盛的一年,全年共烧了二千七百四十窑次,但仅为1936年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其中七座紫砂窑中只开烧了三座,全年只烧二十窑次,烧造的品种也只是一些茶馆所需的普通粗茶具。而紫砂业在整个宜兴陶业中的比重,也从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下降到1945年百分之八点九。曾经有过六、七百人的紫砂从业人员,到1949年前只余下三十余人。
1950年由政府拨款恢复紫砂合作社,1954年组织起宜兴蜀山地段的紫砂工艺合作社,通过多方招聘,紫砂 老艺人和老工人就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年的紫砂产量也比1949年增加了二点五倍。不仅恢复了国内市场, 出口贸易也开始活跃起来。
1959年起,又将紫砂工艺合作社发展成为紫砂工艺厂。生产品种也从紫砂壶和花盆等数种发展到上百种,不仅精品与日俱增,还发展了书画雕刻和古今人物的紫砂雕塑作品。现在,这座近千人的新型紫砂工艺厂除部分成型和装饰尚保持手工艺特点外,其它工序如原料处理和烧成等,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和连续化的生产,使紫砂年产量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生产了上千个品种。出口工艺品的数量也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了近十倍 ,仅1975年上半年内就出口了五十五万件。紫砂器中的工艺精品经常参加出国展览。如曾去丹麦、法国、叙利亚 等国参加过国际博览会,又曾先后赴日本、罗马尼亚、西欧、北欧、北美、澳大利亚、期里兰卡等地和我国香 港地区进行展出。1979年紫砂厂的中年艺人何听初还曾被邀至澳大利亚进行技艺交流和表演。国内外来宾至紫砂厂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
生活到1949年以后的许多紫砂老艺人,他们都更加热爱紫砂事业,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和培育新人,使这 朵陶瓷之花盛开不衰。这些老艺人有朱可心、顾景洲、蒋蓉、以及陈少亭、任金庭、裴石民、王寅春、吴连根 、谈尧坤、施福生和范正根等。
1949年以后新培养出来的中青年艺人中,也已经有不少人精于壶艺书画、雕刻、花盆造型以及雕塑艺术等等。这些中青年世人的艺术风格,有的是构思新颖,造型奇妙,代表作品如圈足酒具和旅游竹炉茶具;有的是细腻纤巧,维纱维肖,代表作品如多层底架的小型多色茶具,以及小型的多形各式花盆;有的是寓新于古的创作,代表作品如狮 茶具、集玉壶、仿古小竹提壶、二色竹扁壶、九头葵式洒具、鱼汛花瓶、八方圆铺砂花盆,以及嵌金、嵌银装饰的新工艺等等。有些具有精细雕刻的紫砂器已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我国一些著名会堂、公园和饭店的高贵陈设品。关于紫砂的人物雕作品,近年来也发展很快。其代表作品如“肖翼赚兰亭”、“雪舟学画”、以及组塑“古代书画人物”(包括王羲之、怀素、张旭、米芾、朱耷和石涛等)最近又开始仿制古 代的青铜钟鼎彝器着色凝重,精细入微。
九百年前,古人曾经用“紫泥新品泛春华”的诗句来形容初问世的紫砂器。今天,紫砂器真正的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相信,今后在紫砂业新老艺人的共同努力下,宜兴陶业中的这朵奇葩,必将开得更为灿烂鲜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