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黄永玉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他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作品《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

     黄永玉看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两度引火烧身。

     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时。在此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空闲时他突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故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儿斋杂记》）。所画动物中，包括猫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情逸致之作，显露出黄永玉的机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发后，这些作品却被知情者揭发检举，指责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甚至还把黄永玉押至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斗。

     然而，黄永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随意之作《猫头鹰》，再度引火烧身，且比第一次来势更为凶猛，处境更为险恶，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时，北京饭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楼，据各方回忆，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安排一批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这些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于是在1973年10月，黄永玉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老许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我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我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以后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个多月后拿来“进贡”的这幅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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