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一个多样化的概念。对于艺术家的个体来说，社会是一个广泛而抽象的层面。社会给予艺术家的恩泽是多方面的，因此，艺术家给予社会的回报也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责任。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责任重于泰山，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举凡国家和社会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艺术家往往尽心竭力，捐出自己的作品是最基本的行为。汶川大地震之后，美术家们的表现是最恰当不过的事例。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它的中国特色，自觉、自愿的与被动、无奈的，往往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

　　通常，许多画家都有个单位，单位的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有上级主管单位，上级主管单位还有上级主管单位，这最少有两层。比如在省画院（如果省级以下的画院，层次又要多加一层），上面有文化局（或文联，或宣传部），再上面还有文化部（或其他）。这些是直系的，画家参加所组织的展览与活动是顺理成章。可是，还有旁系的，画院的画家都是美协会员，最直接的是省美协，省美协上面还有全国美协；美协归文联领导，省文联上面还有全国文联，画家参加所组织的展览与活动也是情理之中。如果上面的每一层都组织一个赈灾捐献，画家要完全应付可能都会感到很吃力。问题是这种社会关系远不止这些，公安的、税务的，亲朋好友的，有关系的和没有关系的关系不计其数，画家们应接不暇。最不堪重负的是，社会的重大事件不只是一个地震，像这么大的地震几十年才一回，画家累一点也就算了，权作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奥运百年在中国也就这么一回，各行各业的迎奥运展览，劳动画家好像也是不容置疑。紧接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纪念，都在筹备大型的书画展，画家们得益于改革开放，捐几张画也是理所当然。可是，画家们面对各行各业（正牌的和冒牌的）加上各种名目，最近真是不堪重负了。

　　画家面对不断的邀请函，许多是却之不能，只能疲于应付，这种状况下的作品状况可想而知。现在的书画展览和活动之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病。各行各业为什么都热衷于书画展览和书画活动，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当画家的责任心和价值观被人所利用，并由此创造出为个人和集团受益的价值时，值得尊敬的责任心就显得有点迂腐，因此，面对权力机构或冒用权力机构的人敢于说不，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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