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者程千帆1980年代带领七位学人的编纂研究室，到如今只有两三位学者，《全清词》编纂工作更多的是寂寞与冷清，然而正是这样的寂寞，才成就了一部可传之后世的图书。

　　二十余年磨一书

　　《全清词》编纂始于1982年，当时受国务院古籍小组负责人李一氓的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出任《全清词》主编，并在中文系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当时的构想拟编为5卷，清代每两个皇帝在位时期为一卷，分别为“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和“光宣卷”。

　　《全清词》编纂研究室成立以后，随即在采访、编目、标点等方面展开工作，并率先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从事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时代越接近，材料就越分散，搜集起来往往有很大的难度；清代去今不远，资料分散，缺少完整的书目，在查找资料时，经常面对的情况是根本不知道能找到些什么，而若想把清代的东西收集齐全，也是难度极大的事，有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因而，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实地调查采访的原则，在最初的三年，就跑遍了全国18个省市的105个图书馆和藏书单位(其中香港地区系辗转调查)，共采得一卷以上的词别集1704种，采得清词总集、选集、家集、合集等214种，加上陆维钊先生的夫人捐赠的叶恭绰先生用以选录《全清词钞》的词集632种，合计收得词集2550种，其中包括不少稿本、抄本、初刻本和批本。现在，文献又在陆续增加，采得的词集应该在4000种以上。”《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现负责人张宏生说。

　　在编纂之初，不少图书馆不仅保证了这一工作在面上的广泛性(完整提供馆藏清词目录)，而且，当时相关善本、稿本、钞本都可以让编纂人员参与，许多稀世珍本因此有机会被公之于世。一些知名藏书人对此也鼎力支持，藏书家黄裳提供善本达100多种，施蛰存生前也慷慨将许多藏书借给编纂研究室复制；已故陆维钊先生珍藏叶恭绰编撰《全清词钞》所依据的词集600多种，也由其家属悉数捐赠南京大学。

　　“1986年前的商品意识并不是太强，各地的图书馆对于这项工作都非常支持配合，那时的海内孤本都可以借出来，而现在就不同了，很多图书馆都有较强的版权意识，由于很多是古籍珍品，存在着‘给不给看’、‘给不给复制’、‘到底能复制多少’以及‘复制价格奇高’等诸多相连的问题。”张宏生认为，从事这样的大型总集的编纂，其实也算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工程，需要懂得不少学问之外的东西，比如要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要精心组织各方面力量去查阅、收集资料，而为了把某些珍贵资料弄到手，又要动用各种资源，采取各种方式，这也反映出这一工作的特殊性。

　　2002年5月，《全清词》“顺康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凡20册，810万字，词这一文学样式，也就继《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等之后，开始有了一部新纂的、同时也是最大的断代总集。《全清词》“顺康卷”出版后次年便获得国家图书奖，受到广泛的好评，但由于“顺康卷”的初稿完成于1980年代中后期，那时，相关的专题目录几乎没有，几部“四库”系列书也没有出版，全靠一个一个图书馆去摸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小传错误和作品漏收的情况颇为突出。从2003年起，张宏生带领编纂组即展开了“顺康卷补编”工作，经过5年的努力，编成“顺康卷补编”200万字，前不久，该书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培养人才相结合

　　早在程千帆接受《全清词》的编纂任务时，就明确提出不能仅限于编一部书，而要以此为基础，培养一批清词研究的人才。

　　张宏生原本是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1985年初，硕士毕业的他留校任教，由于程千帆所主持的《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需要人手，就加入进去，经历了一系列诸如抄卡、编目、采访、校点、撰写小传等琐碎工作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一直干到现在。“一个偶然的调遣，就决定了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张宏生说，“程千帆先生生前颇以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宏伟大业而遗憾，曾经郑重地把此事托付给我，要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继续做起来。我后来正式主持这项工作时，就有一个基本设想，戏称为‘五个一工程’：‘编出一部书，培养一批人，推出一批副产品，建设一个学术方向，建立一个学术中心’。”

　　事实上，在编纂《全清词》的过程中，一直不断地有年轻人程度不同地参与进来，主要是一些在读博士、硕士生和一些毕业的研究生。一方面，编纂《全清词》所积累的资源，使得这些年轻人能够具有资料上的优势，进而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从各方面弥补了编纂工作的不足，进一步丰富了文献。南京大学中文系在清词研究暨词学研究上的学科性建构，也因此而隐然成形。在从事“顺康卷补编”的编纂工作中，张宏生的主要助手是冯乾和沙先一，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包括资料搜集到校点词集、撰写小传和编排顺序等。冯乾经常每天在《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坐班10小时以上，而沙先一则经常在几个城市之间奔波，想方设法搜集资料。在编纂“雍乾卷”时，闵丰和李亭也加入进来。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清词研究丛书》便见证了这一批清词研究人才的成长，这套丛书大部分作者都是《全清词》编纂的参与者，包括《清词探微》(张宏生著)、《清词的传承与开拓》(沙先一、张晖著)、《清初词谱发展史》(江合友著)、《清初清词选本考论》(闵丰著)、《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周焕卿著)、《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李丹著)等。

　　不过，让张宏生有些困惑的是，由于编辑《全清词》工作琐碎而枯燥，成果的体现形式比较特殊，在高校中，特别是在现有的评估机制中，这样的成果不易得到肯定，特别在职称评定上很是吃亏，“所以，虽然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要耐得住寂寞，安心坐冷板凳，不计较得失，但是，为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扶持措施，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地从事这一工作。”张宏生认为，仅仅在口头上将其当作“千秋伟业”，却缺少实际措施的支持，也无法使得这一工作更好地展开，这其实也是当前古籍整理的一个困境，亟需重视。

　　展示清词阔大境界

　　“清词号称复兴，在题材、表现手法以及深层意蕴等方面，都有着超越前人的意识，体现出宏大的格局。只是到了清代，词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成为全方位表情达意的文学样式，从而反映出词体之尊的实绩。”张宏生认为，清词境界非常开阔，宋代人多认为词是“小道”，虽然有苏辛风格的词，但整体上并没有充分地去开拓，有不少境界就还有待后人去填补，而在清词中，几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都能表达，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征调民工之事，其风格与表现手法直承杜甫《三吏》、《三别》，此外，清初的满汉民族矛盾、晚清的鸦片战争、中法之战、割让香港，无一不可入词，表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特色。

　　尽管清词有着巨大的成就，清词的汇辑，自清初起，直至清末民初，一直有人在做，如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蒋景祁的《瑶华集》及近人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这些总集虽然各有特色，就其本身来说，仍只是一种选本，意在“以词存人”或“以人存词”，并没有想要汇辑所收作家的全部作品。《全清词》则搜罗完备，是对有清一代词的全面、完整的汇辑，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基本文献。

　　据介绍，《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篇”仅占清词的五分之一，其数量就已经是《全宋词》的4倍多。而“雍乾卷”的总字数估计也将在600万字以上。清代词人的集子，存佚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或由其本人编集时加以删削，或时加续刻造成前后不同，或社会动荡导致流失散佚等，以至于后人所见者往往并非足本——这些状况在《全清词》里都得到了改观。如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的词集，长期以来流传的只是《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但《全清词》中收录了从台湾搜集到的其早年词集抄本《眉匠词》；和朱彝尊同时的阳羡宗主陈维崧，通行本《湖海楼全集》所收的1629首词，却并非他创作的全貌。《全清词》辑录了他的集外词35首，其中见于《倚声初集》的就有31首，基本上是其少作。

　　《全清词》还利用海内外的公私藏书，广泛涉及清代经史子集的有关著述，特别深入考察笔记、地方志等，挖掘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资料。除了汇辑作品，辑佚校勘之外，在人物小传的整理撰写上也有独特贡献。现在已知“顺康卷”共收录词人2105家，估计整个清代的词人应该超过万人，《全清词》汇集大量零碎的记载，经过多方排比考索，撰成词人小传，不仅本身成为一部延续着的简明词史，对清代文化史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词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清代沈曾植在《彊村校词图序》中曾如是说。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一说到词，人们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宋词上，事实上，起于唐五代，两宋时发展到巅峰的词，到了元明出现衰落，而到了清代，又再度复兴。南京大学1982年接受了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编纂《全清词》的任务，并于20年后出版了20册810万字的《全清词》“顺康卷”，早报记者近日获悉，总字数达200万字的“顺康卷补编”前不久也已经完成出版，“雍乾卷”编纂则正在进行中，并将在今年陆续出版。《全清词》编纂研究室负责人张宏生教授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词发展到清代，境界上更加开阔，虽然清词之具有独特价值已成为学界公论，但长期以来，具体的文献支撑仍然不足，《全清词》的陆续编纂出版正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从而更清楚地揭示文学史发展的逻辑，“清词复兴的含义，有发扬唐宋词传统的意思，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超越，是新的时代因素和美学因素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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