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燕（国画）

    谢稚柳在18、19世纪，德国的歌德、黑格尔，俄国的别林斯基，先后提出文学是以形象思维为其特殊的思维方式，而唐代张彦远提出绘画的“立意”，是指的什么呢？这个“立意”，就是艺术的想像，也就是形象思维，说是对形象的描绘，是先要运用形象思维的。在更早些时，东晋谢安论画，对描绘的论证，特别提出了“迁想妙得”为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所谓“迁想”，这种想像，也是形象思维。

    文学的形象思维与绘画的形象思维，有它的共通性，绘画的艺术形象，早被称道为“富于诗意”。唐代王维的诗与画，被赞叹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郭熙的《山水画论》，又以“春山淡治而如笑”等四句来形容四时的山色。这又用文字来艺术地论证绘画的想像。诗情画意，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从来的绘画，所以又称之为“无声之诗”。

    文学与绘画在情意境界联袂接壤，而两者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又有各自的思维，因为文学是以文字来表达形象，是以文字的艺术性来表现形象的艺术性，而绘画是以笔墨直接描绘形象，是以笔墨的艺术性来表现形象的艺术性的。文学以文字来表现形象，使人从而想像所表达的艺术形象是如此这般，而绘画以笔墨来描绘的形象，是使人直接见到所描绘的艺术形象是如此这般的。这样，文学的形象思维，将符合于文学的艺术性，而绘画的形象思维将符合于绘画的艺术性。三国时期魏国曹子建《洛神赋》中有一句“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以“鹤立”来形容“竦轻躯”又联系到鹤的“将飞”的形象。这在绘画，思维在于这一形象的特有艺术情态。而文学的形象思维，却落到了“鹤立”与“将飞”这一形象上，正显示着文学与绘画各自的具体思维。然而提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却完全有它的共通性。这正是“迁想妙得”。

    描绘形象，要运用思维，而形象的艺术性，将是思维的更高一层。事实上，形象思维更主要在于后者。
千百年来的传统绘画，从人物、山水、花鸟各种的艺术作品中，给人以千种流派、万般风貌的感受，正显示着那些作家是如此结合文学的形象思维来赋予描绘的艺术特性的。略举一二例，顾恺之画人，自言点目睛，“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画裴楷像，颊上添三毫，“观者觉神明殊胜”。南唐徐熙画花竹，以落墨为格、杂彩为副描绘形象，被推许为“神”。这些都是见于记载的。南宋梁楷以粗细结合的飞舞“减笔”描绘人物，清初八大山人以淋漓的水墨描写禽鸟，这些是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些艺术的描绘，都是特立独行的风貌，显示着生活而后、借鉴而外的艺术实践的升腾幻化。这些正是推陈出新的典范。

    中国的绘画，它的整体表现，和文学一样是虚构的。而每一个细部，正如文学作品每一段情节，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来，又是高于生活的。但是有各种生活素材，如何来虚构，它的基础，仍有必要从借鉴中得到引导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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