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夏之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指定郭小川同志和我去帮助老舍先生起草一份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长篇报告。由于老舍先生是满族人，这个在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上的报告是非由他来作不可的。

      这项工作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之久。我们每天都在东城丰富胡同老舍先生的寓所里讨论报告的提纲和对每一部重点作品作出评价。当时郭小川同志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职务，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到后来，在拟定了提纲之后，他就很少来参加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老舍先生的书斋里埋头读书，写好了读书札记，然后向老舍先生汇报。如是者大概有三四十天之久。

      有一天，老舍先生去逛东四隆福寺（后来改名为东四人民市场），兴高采烈地抱着一轴国画回来，一进门就说：“今天可买到一件难得的宝贝。”他打开画卷让我看，原来是一个老画家（我仿佛记得，好像是陈半丁先生）画的一幅国画，送给吴祖光同志的。吴祖光同志自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就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唉！祖光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像曹雪芹晚年那样‘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景况了。要不然，新凤霞不会把人家送给他们的画都拿到旧货摊上变卖换钱的。将来有朝一日，假如祖光能够活着回来，我把这幅画还给他，叫他高兴一阵子，这该有多好……”老舍先生说得有点凄凉，感情激动，连眼眶都微微发红了。突然，他又觉得话说得太多，恐怕有点“失言”。在当时，同情“右派分子”，也许还构不成多大罪名，但是总有点不大妥当，甚至会让领导上对你有看法。哪怕像老舍那样的一个大作家，对此也不能没有顾虑。为了使他放心，我就坦率地说：“请你老人家放心，我在你家里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都绝对不会对外人透露一丝半点的。”他这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感，自我揶揄地笑道：“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知道这幅画后来的下落如何，有没有送还给吴祖光同志，即便送还给他，说不定在十年动乱中也早已灰飞烟灭了。以后我见到吴祖光同志，也不便再提起这件使人黯然神伤的往事。

      老舍先生买画固然是一件小事。但他这种仗义的精神，对朋友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情谊是永远铭刻在我心灵上的，而且成为我立身处世的楷模，待人接物的准则。我自己大概也是个具有“古典色彩”的人，虽然我的年龄比老舍先生将近小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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