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1936年出版的上海《大公报》，亲眼看到了沈逸千所绘的水墨写生通讯《绥蒙写生通信》，既有新闻性，又具艺术性，连载后由《大公报》馆结集，出版了《察绥西蒙写生集》（1937年1月面市）。再查了《上海名人辞典》、《上海文化源流辞典》，发现均有沈逸千担任《大公报》记者的记载，却连赵望云的名字都没有找到。

      被视为20世纪“三十年代成名画家中之佼佼者的”沈逸千（1908－1944），毕业于上海美专，老家在位于上海市西北面的古镇——嘉定。1932年，刚卒业离校的他，便与好友、实业家胡厥文一起参加了“陕西实业考察团”。在此行中，结识了随行的天津《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作为上个世纪画坛西部题材绘画第一人的沈逸千，返沪后，速将此行所作写生画和日记，整理成图文并茂的《往西北去》一稿，交由画友叶浅予任编辑的《时代画报》发表后，引起了汪松年的注意。据沈逸千自传《笔征》记载：“接《大公报》汪松年君快函，欲聘我担任该报写生记者，我因致力于组织团体（指“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后易名“上海国难宣传团”，沈逸千任团长），不及兼顾，去信辞谢了。第二年，该报乃约赵望云担任。”此事今鲜为人知。

      而肄业于京华艺专的赵望云（1906－1977），则是从1933年开始任天津《大公报》写生记者，由于他从未涉足于上海滩，因此，难怪没有被任何一本有关上海掌故的辞书提及。

      至于谈及《白杨礼赞》这篇散文，今人虽皆知其为我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但尚有几个人知道发生在该文背后的故事呢？据笔者所知：事关作家茅盾和画家沈逸千的一段笔墨缘。而说起他俩初次会面的情景，则完全可用“一见如故”这句成语来概括。

      那是1940年10月3日上午，即将离别延安赴重庆工作的茅盾，从鲁迅艺术学院搬至南门外的交际处时，巧遇客居于该处的一位由国统区到延安写生的上海画家，此君便是沈逸千，时任“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筹备会”总干事、“战地写生队”队长。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一位是享誉文坛的中年作家，自新疆到此；另一位是风头正健的青年画家，从重庆辗转而来。他俩不仅拥有世俗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相同姓氏，而且都有过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和工作的经历。甚至就连双方的交谈中，还存在着许多共同语言和感受，因此，他们相见恨晚，谈得十分投机，以致于当天在共进午餐后，两人仍接着聊。茅盾乘兴大谈白杨树给自己留下的特殊印象，颇具诗情画意。坐在一旁为之击节的沈逸千也出手不凡，当场为手夹香烟、侃侃而谈的茅盾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速写像，当即获茅盾亲笔签名认可，该画像遂成为他俩第一次会面的见证。

      自延安握别后，茅盾文思泉涌，用充满激情的文字，写下了散文《白杨礼赞》，而沈逸千则以中国画的写意笔法，绘成了气势雄浑的《白杨图》。

      两年后，即1942年，沈逸千赴抗战时著名的“文化城”———桂林，举办个人画展，因悉茅盾逗留此地，故特发请柬邀他莅临指教。当茅盾回想起这位在延安结识的画家后，便欣然前往。小别重逢之际，沈逸千也显得很高兴，首先，送给茅盾一张照片，上面印有自己于两年前为其所绘的画像。随后，又取出《白杨图》，本来是想请茅盾题几个字的，不料，茅盾见此画后大喜，以致诗兴勃发，竟然手执画展签到处的墨笔，舒腕在该画上题诗一首。诗句如下：“北方的佳树，挺立揽斜晖。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羞挤楠枋死，甘居榆枣俦。丹青留风格，感此倍徘徊。”

      接着，茅盾还兴致勃勃地观赏了展厅内陈列的两百余件画作，在一旁陪同参观的沈逸千诚恳地请他谈一下观后感。于是，茅盾连夜以一名普通观众的身份，撰写了一纸毫无溢美之辞的五百字短文，题为《对于逸千画展的感想》。并于次日亲自将该文稿送到沈逸千手中，使画家十分感动。令人惋惜的是，这对文艺界知音的第三次握别却成了永诀。

      如果说有人在1944年当沈逸千不幸于重庆遇难后，吟诵经茅盾修改过的《题＜白杨图＞》：“北方有佳树，挺立如长矛。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羞与楠材伍，甘居榆枣俦。丹青标风骨，愿与子同仇！”让此寄托对这位被誉为“杰出的爱国主义画家”的哀思。那么，笔者现在清明时节旧事重提，则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令人欣慰的是：沈逸千先生的遗作《鄂尔多斯游牧记》已于新世纪第一个金秋，入选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联袂主办的《百年中国画展》，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无疑是对这位历史名人的肯定和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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