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一般可分为四类。一是佛像。小乘佛教认为只有释迦牟尼才是佛。大乘佛教认为天地四方有无数的佛，每个佛又可以有许多化身。我国佛造像北朝以来以释迦牟尼（它有三种化身，即法身、扳身、应身），阿弥陀佛，四方佛即东方香积国阿(*)佛、南方欢喜国宝相佛、西方极乐国无量寿佛、北方莲华庄严国微妙声佛，七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千佛像为主（隋唐以后又增加了密宗的东方药师佛、七佛药师像、炽盛光佛）等，二是菩萨，即尚未成道的佛。主要有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等菩萨。三是佛的弟子和罗汉像。是常见的是塑在释迦牟尼两侧的迦叶和阿难。四是八部护法像，即佛教中八种护法神怪，如各种天王、伎乐天等。另外，还常出现供养人的形象，即那些出资雕造佛者的形象，其有僧侣和世俗人。

      佛教造像随着佛教的流变以及社会风尚，观念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造像，因佛教从印度传入不久，仍受着犍陀罗艺术的深刻影响，其佛造造像的面容为高鼻通额，薄唇卷发，呈印度人的形象，其服饰为薄衣贴体，或身着通肩大衣，盖在两肩，且随着身的起伏形成若干平行弧线，领口处的披巾自胸前披问肩后；或身着偏祖右肩式服饰，即衣服从左肩斜披而下，裸露右胸和右肩，这些都是印度犍陀罗艺术的特征。这一时期的造像，在雕凿上粗放豪迈，刻工刚劲有力。

      北魏中期和晚期，佛教造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其面庞一般显得瘦削清秀，表情自然活泼，那“秀骨清相”中透露出中国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衣服出由袈裟式的偏衫发展为方领下垂、宽衣博带式的外衣，成了衣袂飘杨的“冕服式”中国长袍。此时佛教造像开始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而适应社会的审美要求和伦理观念，逐渐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造像艺术。例如菩萨造像突破了印度佛教“洁身无性”的造像原则，创造出各式端庄秀丽的女身菩萨像，并披上了汉族妇女流行的披帛。

      隋唐进期，我国佛教造像的民族风格越来越浓厚，人格化、世俗化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并且把绘画与雕塑艺术结合起来，色彩日趋丰富，技巧更加娴熟，人物刻划相当细致准确。尤其是唐代造像，更加精致完美，绚烂成熟。虽然它们只是重复一些固定的宗教内容，但同一定名的佛或菩萨都不断在现不同的形象。如一尊菩萨石造像，其头戴华饰，身挂飘带，乳房及上腹裸露，面部表情温厚亲和，体躯丰腴光润，极具唐代女性的风瓷。其适度的人体比例，自然的形态则很可能是以当时的真人为范本的。

      唐代以后，由于我国佛教史上出了以建立宗派、传译佛经、发展寺院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单纯的金铜、石造像较前减少，木雕、铸铁造像渐次流行。五代宋初，随着禅宗思想的勃兴，普遍流行观音、罗汉、祖师等像的造作，布袋和尚式的弥勒也开始出现。此时的禅宗佛像，造型上更加摆脱了佛教仪轨的严格限制，特别是观音菩萨等，更是不守一格，出现了许多新样式，并带有成熟的封建文明与哲理气息。元代统治阶级信奉喇嘛教，但对其它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因而传统的佛教艺术仍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喇嘛教作为佛教的派（密宗），与传统佛教各宗（显宗）并存，使佛教造像亦有增益。“汉式造像”继承了唐宋传统风格，汉化佛教特征更加明显；“梵式造像”受到印度巴拉王朝作风的影响，有其特定的仪轨，虽与“汉式造像”有些共同点，但从外表形象到内在的精神状态，从面型、体型、姿态、服饰、执物，到背光、莲座乃至龛形，大多显露出梵式喇嘛教造像的特征。到了明代，东传的“梵式”已与“汉式”融合一起，佛教造像进一步汉化。清代，“梵式造像”与“汉式造像”并存不悖，各领风骚。特别是一些鎏金铜造像，制作精美，光彩夺目，有的还镶嵌珍珠宝石，十分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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