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文化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巴蜀得源头之清，发而为天籁，故那里的人，散淡而有追求，幽默而不刻薄。下游的吴越，尽得水利，故彼处的苍生，在谨慎中求优雅，于勤奋中得自适。散淡而又幽默的人，神闲心静，爱财富更爱安逸的生活。故巴蜀之地，郊野多灵异山水，城市多酒肆茶楼。女孩儿眉眼生动，爷们儿怡然自得。谨慎而又勤劳的人，有意无意，都在培植温良恭俭的乡风。故此处，多士大夫，多艺术家。自南宋之后，引领生活潮流者，多半产自吴越。到那里一走，盈耳的吴侬软语，会让你想起“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诗句。

    比之巴蜀和吴越，荆楚地方的人，便显得霸气有余而矜持不足，亢奋尤多却敬畏较少。这也是地理使然。长江在上流，不疾不徐，故有诗人吟唱“蜀山水碧蜀山青”。就这七个字，就勾画出一个天府之国的妙处。在下游，长江也很从容，同彼处的女子一样，收束感情而不泛滥，故有《春江花月夜》那样的绝唱。唯独在中游，长江野性十足，历史中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虽然李白在这里留下“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豪唱，终究缺了“胜似闲庭信步”的雅致。长江在上游，如少女，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在下游，像少妇，一动一静顾盼生姿；在中游，长江就像狠婆娘，呛你、辣你，叫你无法悠闲，也无法优雅。

    湖南湖北同属于中部，又属于楚文化地区，两省都是中国的人才高地。出的都是那种经邦济世、倒海翻江的旷世奇才，都属于狂人。如明清之际的张居正、曾国藩、黄兴、蔡锷之类。至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果缺了两湖，简直就没法写了。

    两湖人的人才虽有差异，但异少同多，都是亢奋激励之士。每读《易经·乾卦》之第一句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便认为这爻辞作者不是周公，不是孔子，而应该是两湖人士。自强不息，是楚地人才的最大特点。

    但若深加探究，便会发现，楚地的人才，大都诞生在社会的转型之际，特别是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秦之末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是楚人；元之末世，最先揭竿而起的陈友谅，是楚人；清之末世，打响推翻专制第一枪的，亦是楚人。楚多才子，但更多的是英雄。那一年，我访问红安，应县长之请，写了一首诗：“我爱红安五月花，杜鹃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龙将，尽出寻常百姓家！”虽是反诘，却道出一个特点：楚之人才，多英雄气而少书生气；多草莽气而少贵族气。即便是饱读诗书的大才子，如屈原、米芾、熊十力等，也都狂狷必然由我，俯仰绝不随人。所以说，唯楚有才，这“才”如何为顺世所用，当道者可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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