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遇王铎佳作，总有一番不一样的心情，仿佛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正要表达，却又词穷。比如这件《草书临古帖卷》，甫一展卷，已为起首那一行字胸中勃勃然，恨不得立即止手，先将感受记成文字，然而心不由己，思绪随卷而去。中国书法实在太奇妙，一管毛笔在书家的使转变化中，提按顿挫，起承转合，万千变化将那根墨色的线条拖来拽去，却是一头拴着书家，一头牵着赏家，墨迹过处，脉搏同此律动。书法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抽象的表情艺术，给人的美感却是实实在在。

是卷作于清顺治四年（1647）王铎仕清后的第二年。前一年的正月即1646年元月，王铎被顺治皇帝以原官礼部尚书命为清廷弘文院学士，并充明史副总裁。这之前，顺治皇帝采纳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开科纳士，于顺治二年（1645）八月在各省举行乡试，第二年二月在礼部举行会试，这是清朝定夺天下以后科举的开始，王铎的儿子王无咎以及此卷款识中提及的那位“公愚”先生就是这一年的进士，王无咎二甲17名，公愚二甲49名。显然，《草书临古帖卷》不是写给公愚的，而是因公愚的索请王铎为其父亲“镏老年家丈”所作。公愚姓刘名楗，字玉壘，号公愚，是一位崇文尚礼的贤达，历官山西、湖北、江西、湖南四省，每官一地，修学宫建书院，施政兴业，抚民为先，颇得朝廷赏识，逝世后康熙赐其“端敏”谥号。公愚晚年官至康熙朝刑部尚书，而王铎书此卷时他还在都察院户科给事中任上。或不知“镏老年家丈”“镏”字的意思，其实“镏”就是 “劉”，从金从卯从刀，但在传写过程中，“刀”被误作“田”，变成了“镏”，其实史传中并不见此字，所以不要说今人，就是古人也一般不知这个字就是“劉”字（有关此字的知识，南朝顾野王所撰《玉篇》、今人王竹溪先生巨著《新部首大字典》中有解）。王铎作书法，喜欢用冷僻的字和异体字，这固然是其博学使然，也与晚明文人篆刻的兴起有关。文人篆刻刺激了当时的书画家们对古文字的兴趣与关注，其中就包括对古体字的兴趣。王铎以外，倪元璐、黄道周和陈洪绶等，都喜欢在自己的书作中使用异体字，他们学识渊淹，信手拈一个字都会忙死后人。其实，这些冷僻字和异体字既然写得出，就一定有出处，用俞平伯的话说“书上都有的”，遇难题去问书，没有找不到的答案。

当年王铎作《草书临古帖卷》时56岁，刘楗29岁，换言之，刘楗的父亲即款识中那位“镏老年家丈”应该与王铎同辈，也是一位由明入清的遗老。关于这位“镏老年家丈”，作者没有找到他的相关资料，或许史籍中根本就没有关于他的资料，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他“由明入清”的遗老背景是王铎有一份好心情写下这个手卷的原因所在，并且是写在上好的板绫上。当年的王铎，尽管书法地位十分崇高，但是因为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他与赵子龙、钱谦益等在南京开洪武门迎降清豫亲王多铎，前明的遗老们已经将他视为“汉奸”，并且因人鄙物，他的书法也被一些前明遗老唾弃了。而在清顺治朝，虽然他被委以高官，但是并没有实权，一方面清廷对前明降官心存防范，另一方面毕竟清朝开国不久，对汉文化尚在适应性学习之中，这个时候对高深莫测的汉字书法能够有所欣赏，不要说仅粗通汉字、独专国事的摄政王多尔衮（时世祖顺治帝年仅9岁，由其叔父多尔衮摄政），就是整个顺治朝的满族官员也是寥寥无几。况且，王铎内心充满矛盾，在满人面前表现他的书法绝非他当时所愿。这个时候刘楗为其父亲索请王铎作书，正合王铎心情，于是一卷既合规矩又超松灵的《草书临古帖》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王铎的书法是从法帖和学古入手，一生不易其辙，从童年到老年临帖学古是他一生耗费生命最多的一件事。所临之帖，“法帖以《淳化阁帖》为主，另有《绍兴米帖》、《绛帖》、《潭帖》、《大观帖》、《大清楼帖》、《宝晋斋帖》等刻帖”（单国强《王铎的生平和书艺》）。他临帖的本事与记忆程度近似神奇，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说：“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在正常情况下，王铎通常是“每日写一万字，自订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五十年终日矻而不缀止。”我们今天可以欣赏到的王铎的传世作品，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他的临帖之作。其实，王铎所谓临帖，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王铎自语），一言以蔽之，化机在胸。 这种状态到56岁的时候更是如入妙境，所临古帖合心合手，规矩以外，尽是自家面貌。

至于此卷写得松灵更是一目了然的事。王铎所临古帖正是《淳化阁帖》，当然，如上所言，王铎是意临，无非借阁帖之迹，宣泄即时心情与自家笔法，若一一对照，我们就会发现《草书临古帖卷》与《淳化阁帖》在文字内容上时有出入。王铎是在信手翻帖，翻到与心情合乎时就落笔的状态下书写此卷的，并不在乎字多字少，也不顾卷长卷短，忽然发现写到卷末了，于是从容止笔——殊不知，这一止笔，却将此卷书法的挥写推向了高潮。我们不妨以挑剔的眼光审读王铎此卷书法的落款，发现整个落款分三段书写，三段又是分两次完成，前后时间相隔两年，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第一次是写卷结束的时候，王铎即兴题款“王铎为公愚镏老年家丈”，写完钤印后发现，此款略微偏左并且稍稍显高，于是又在右下方以两行小字潇洒写下“丁亥三月廿六日忽起大风，又门外房庐灾，附記之”的补提，那是拣空白落笔，看似随意，实则是救款，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彰显了书法，更活泼了章法，其妙为正文所不可替代。所书文辞也让人叹奇，或许有人不以为然，如此文句也可入书？其实王铎是一位对书法有深刻理解的艺术家，写什么并不重要，怎么写才是他所关心的。他要的是书写时的状态和表现出来的形式。状态更重要，状态决定作品是否有灵气。并不因为书家优秀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有灵气，这正是作者赞美这件作品的理由所在。

补款完了，让刘楗带回，与其父同乐。

两年后王铎过茂卿处（茂卿即刘楗，这是王铎对他的褒称），偶尔在案上抽书的时候见到了这个手卷，显然当时尚未装裱，刘楗也未将手卷送缴父亲，而是留在书房自己欣赏了。王铎展卷重读，颇有心得。读至卷末，情绪昂然，拾笔在当年题识的后面写下“书不遵古皆野道，学时者安得以别”数语，依然随手一挥，却是万古不移之学书箴言。其实王铎与刘楗并没有师生关系，但是刘楗既与无咎为顺治丙戊科同年进士，王铎便视其如子，寥寥数语，实在是一位长者对后学的谆谆教诲。而从此卷书法的整体艺术效果看，一而再、再而三地题写款识，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王铎的性格与学养，更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领略了王铎如何救款、把美丽推向更加美丽的艺术睿智与风采。

《草书临古帖卷》，绫本，纵27厘米，横528.5厘米，其中王铎书法277.5厘米，前有引首，后有尾跋，皆出自现代大书法家吴家琭（玉如）之手。其拖尾为晚明旧纸，通卷品相完好，难能可贵。三、四百年间，此卷先后经多位藏家收藏，上世纪四十年代归藏著名收藏家、学者严复后人严群（不党）。1947年，正好是此卷问世三百周年，其时严不党由燕京大学调任浙江大学教授，南归途中，他于天津邀约著名书法家吴家琭同赏此卷。吴家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有“南沈（尹默）北吴（玉如）”之誉，不仅学养好，鉴赏也称法眼，得观此卷，喜不自禁，提笔以二王笔法写下洋洋数百言长跋，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的状态如饮醇醪，一琖复一盏，为书醉也！

王 铎（1592～1652） 草书古帖文 

绫本手卷 1647年作 引首：28×83cm 画心：27.2×277.5cm 跋文：27×168cm

说明：吴玉如题跋，刘楗、严群、王福曾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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