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第一次见到曾祖父
那是1953年的冬天,我跟着二叔齐金平怯生生地走进北京西城跨车胡同5号———一个小四合院,见到了曾祖父齐白石。
这一年曾祖父已94岁,见面时,老人正在书房闭目养神,看门的老头上前告诉他老家来人了,他才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二叔齐金平赶紧上前,给老人问好。
因为与二叔见过面,曾祖父用右手摆摆算是回应了,随后又用左手拂着自己一把白胡子,上下打量着我,依旧操着浓浓的乡音问我:“你是谁家的娃子?”“我,我爹是次生。”这样回答曾祖父,我心里真有些害怕。“次生?”曾祖父两眼猛然睁开,显得十分有神,“那你叫个什么?”“我,我叫齐作夫。”我还是十分紧张。随后,曾祖父又问,“咱老家的那些梨树、桃树还在不在呀?”“在,都在。”老人这么一问,让我感到特别亲切。之后,曾祖父又问了一些家乡近况,我也一一作答,说到家乡,曾祖父显得有些激动,目光中透射出浓浓的乡情。当曾祖父得知我念到了初中时,高兴地说:“好,好,有学识,好呀!”这样,我就在北京曾祖父的家中住了下来。
学画
第一次见到曾祖父画虾,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走进曾祖父的画室,他正专注地作画,我看着他笔下勾出的虾身,犹如看到在水中游戏的活虾。
“你在家学过画没有?”曾祖父问我。我老实回答说:“我没有条件学画”。“那你想不想学呢?想学我就教你。”曾祖父又说。“想学,想学”,听到曾祖父这样说,我喜出望外。
从那以后,曾祖父就开始教我画虾,每当他作画时,我就帮他研墨、拉纸。曾祖父也往往边画边给我讲解,如何下笔,如何用墨。
那时候,我每画一幅画,曾祖父都要亲自给我讲解、指点,说出我画虾的不正确之处。虽说曾祖父当时已九十多岁,但他的思路仍很清晰,尤其是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丝毫未减,譬如,画一只虾要用39至40笔,画一只螃蟹22笔,整张画的结构,用墨的深浅等方面,曾祖父都极为认真。
一天,曾祖父对我说:“你叫作夫,再起艺名叫亮夫吧!”他见我点头应允,很是高兴。
昂贵的包子
虽然曾祖父住的是一个小四合院,但前来求见、求教、求画的人也很多,都是冲曾祖父的名气来的。
曾祖父的画很值钱,这一点我知道的。因为曾祖父在教我画画的日子里,他每作一幅画,都锁在柜子里,卖出去或是送出去的画,都由他亲自拿。
有一次,曾祖父画好一幅虾给我又讲了一番要领后,一时高兴,便对我说:“这幅画你就拿去吧!”我当时高兴的不得了,千恩万谢地拿上画,转身就卖给了看门的老太监,卖了300块钱。因为曾祖父爱吃包子,于是我就拿着钱,买了几个“人参包子”孝敬他,曾祖父高兴坏了,夸奖我说:“你还挺有孝心的嘛!”随后,又假怒说:“买这么贵的包子,是不是把我的画卖了?”我挠着头跑开了。
没有见到总理
有天下午,我因为贪玩,在北京的几个公园逛得很晚才回来,得知周恩来总理来看望曾祖父,来了很长时间,还拍了许多相片。现在想起来还真后悔,我失去了一生唯一见到周总理的机会,那时候,我知道总理和曾祖父是好朋友,建国后,总理对曾祖父一直从生活上、身体上等多方关照,曾祖父也很敬重和信赖总理,有什么事就要找总理。
“抠门”,但不吝啬
曾祖父出身穷苦,少年时放过牛,年轻时靠做木工养家糊口,还当过“烟客”,他做一个烟斗,烟嘴是活的,好几米长,别人在楼上吸,他就在楼下点烟,别人吸完了,就赏他几个铜板。也许穷怕了,因此,曾祖父“抠门”得要命,他的裤腰带里总藏着金子,家里大小柜子的钥匙都由他自己掌管。他生怕别人偷他的金子和钱,还有画。尤其对他的画,他轻易不给家人,生怕家里人拿去换钱胡花。我就见过曾祖父的“小气”样子,一次,他给家人6角钱买虾皮回来做汤,东西买回来后,他又用手掂一掂问:“这够6角钱的吗?”
曾祖父虽说有些“抠门”,但对我们小辈却一点也不吝啬,住曾祖父家,他每月给我30块钱用于吃早餐,中午、晚上在家里吃,虽然他90多岁了却一点也不糊涂,每个月给我零用钱,从不错一天,即便家里人带来的客人住下,他也每月给30块早餐钱。
我与爱人胡爱国是1957年3月结婚的,那时,我22岁,她才17岁,爱国专程从老家来到北京,探望曾祖父。
曾祖父见到爱国,亲切地问:“家在哪里呀?”“竹冲”。一听“竹冲”,曾祖父兴奋极了,说:“竹冲可是一个好地方”。原来,他年轻做木工时,竹冲的胡家是书香门第,经常请他做木匠活,曾祖父的名声就是从竹冲响起来的。
爱国在北京只住了几天,返回老家时,曾祖父画了一幅虾和一幅荷花,作为贺礼送给重孙媳妇。可惜,这些画在“文革”中都遗失了。
1957年5月,我和一批北京青年加入了支援大西北修铁路的行列,结束了与曾祖父相处4年的难忘的生活。告别时,曾祖父说:“你走啊,别忘了画画啊。”随后,他送给了我他的五卷《荣宝斋画册》和《齐白石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