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前后,电影界出版了一批史学著作,但毁誉参半,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书不出新史料,只是用新观点来组织旧资料。事实上,这个现象是目前中国电影史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杨远婴教授如是说。4月21日,十余位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共聚北京电影学院,围绕一本“崭新的旧书”《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版》的出版进行了研讨,并就当前的电影史学研究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
一本奇书:《中国电影年鉴(1934)》
《中国电影年鉴(1934)》作为1980年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的电影年鉴,因其内容广泛翔实,及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多年来备受中国电影史学专家和研究者们的重视,但由于年代较久,馆藏有限,鲜为学者们看到。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教授介绍说,《中国电影年鉴(1934)》在体例和构架上,正式确立了电影史论、创作理论、电影管理和电影教育的学术研究构架,奠定了中国现代电影研究的学科分类和方向分类,使得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在学术上基本成型;在内容上,它编入了关于我国及各国电影的发展、理论、教学的历史以及运用电影实施教育的历史实录,还有当时全国所有制片公司、各大影院、电影从业人员的名录,及1932年至1933年国产片和进口影片的详尽片目与分类记载;在类别上,它从电影史论、电影政策、电影机构、电影教育等十个板块对电影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和论述。这本官修的电影年鉴在内容上并不局限于1934年这一年中国电影史实的记载,实际上是当时的一部关于电影的百科辞典。影印出版这本年鉴的目的,就是在目前国内很少见到这本书的情况下扩大其学术传播范围,让更多学者了解那个特定时段中国电影(包括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状态。通过整理和挖掘,出版珍贵史料,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当时的电影年鉴的体例、风格和切入视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电影史学家李少白认为,《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版》的出版是当前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做学问首先要有史料,否则无从谈起。理念上都知道史料不可缺少,但是落实到措施上还有不足。这本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其中涵盖的方面很多,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它的价值到今天乃至以后都不会减弱。中国艺术研究院丁亚平研究员说,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电影情况和发展的第一份调查报告。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教授说,《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版》是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创新研究团队的一个项目。这个团队的总目标是以电影学的创新性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电影学学科的内涵,深化电影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他认为,电影学理论创新要以史为鉴,学院非常重视史料的整理和保存。今后北京电影学院将继续就艺术教育、创作、产业等有紧迫性和基础学科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
打破资料垄断,让史料发挥价值
史料的占有对于史学家很重要,而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却往往成为个人或机构居功自傲的资本。把《中国电影年鉴(1934)》这样珍贵的史料拿出来让大家共享,体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气度,史料研究不能局限于收藏,让更多的研究者共享方可体现史料的价值。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郦苏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黄会林、王一川、周星以及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均表示,电影史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而很多资料在动乱年代已经流失或销毁了,国家仅有的资料也有相当部分掌握在个人手中,难得一见。这本书的影印出版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是巨大的贡献。
北京电影学院杨远婴教授认为,出版这样一本老年鉴,其价值就在于挖掘资料,还原历史。将日渐稀少的旧史料以图书形式重新出版,其意义在于打破资料垄断的陋习,让研究者共享历史资源,使更多的电影研究者可以更便利地使用自己需要的学术材料。
中国艺术研究院章柏青研究员指出,这本书的影印出版说明北京电影学院作为国内最高电影学府对电影史料的重视,也是该学院向整个中国电影史学界发出的一个声音。现在的电影史史料收集工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少资料,许多观点无法论证清楚。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电影史学研究者们的思考,大家纷纷呼吁电影界注重史料收集。
中国艺术研究院贾磊磊研究员认为,我国目前的电影学教育从体系来讲分为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批评三部分,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不能想象一个不懂电影史的人能够真正做好理论,而一个不懂理论的人也很难真正做好批评。这三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电影史研究是建构电影学这座知识大厦的根基。《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版》的出版给我们一个启示:对历史的研究要回到历史本身,研究中国电影史,一定要从史料开始,需要不断发掘新史料。这本书出版的另一个启示是促使人们思考,我们能够为中国当代电影史做什么?拿着这本书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电影界的状态,那么我们当代的电影史工作者能够为后人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