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了她近来的一些作品之后,我想从“远处”观察闫平,—从绘画历史的角度,从当代中国绘画发展环境的角度理解闫平。这样,也许可以排除一些细节,感受她从事艺术创作的环境和她对这一环境的反应,从整体上理解这位女画家绘画创作的意义。
闫平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学习绘画的,于198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她的作品在中国美术界受到关注是在九十年代初期。
她开始从事绘画创作的时候,以绘画图解政策的泛政治化倾向已经被画家和观众冷落,代之而起的是在“观念更新”口号下流行起来的“理性”、“象征”之风。在她开始绘画创作的时候,那种隐晦多义的形象之内蕴含着某种文化理念的作品,正在大行其道。这种艺术现象的理论源头是对感性、想象和一切“非理性”的鄙视。回顾第六、七届全国美展,首届中国油画展、现代艺术大展以及八九十年代之间广受评论家关注的作品,不论是“主流”还是“前卫”,几乎全都倾向于不同程度的理性主义追求,与这种趋向相异的作品很难成为评论的焦点。而闫平的作品内容却是与那种理性主义追求无关的“母与子”。
“母与子”本来就是人类(乃至一切怀胎生育的生命个体)与生俱来的本能。闫平所表现的“母与子”不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哲学探讨或文化回味,而是她切身的感情体验。她不被辉煌深奥的理念所吸引,而是顺其自然地回到真实朴素的个人感情。实际上,闫平的这种选择并不与当代人类文化进程相悖,她恰是回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家所谓的“现身情态”。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海德格尔,尊奉生活世界,反对理念世界,他认为那些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很难显现存在,存在的意义就是由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的生存揭示出来的。从这一角度看,曾主宰中国画坛的“理性主义”之风,并不是观念上的前卫、反倒属于由柏拉图创树的古典哲学传统。我不清楚闫平是否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濡染,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所关注的主题并不与现代思想背离。
从形式角度看,从九十年代初期直到今天,闫平一直在追求着“绘画性”,按韦启美先生的说法,闫平的作品是“画出来的”(而非“磨出来”或“抠出来”)。这种绘画性追求在中国现代油画发展史上的位置与意义,不同于西方现代绘画在绘画性方面(例如法国的纳比派)的艺术革新。中国人对西方绘画的第一印象就是“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此后虽然油画在中国历经曲折发展,取得了文化上的本土性身分,但在技巧的自由发挥方面,终逊传统水墨一筹。新一代油画家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个性化追求和“观念更新”,不但没有打破古典技法的藩篱,对个性化的自由挥写的忽视甚或过之。这种趋势从“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到“新生代”、“后89”等展览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油画界,像闫平这样,专注于个性化绘画形式探求的画家,确实是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止一位前辈画家赞赏闫平的自由挥写与她对彩色的重视,那种具有鲜明性格的笔触所画出来的明朗的室内光线与明朗的色彩,使习惯于沉重的形式和压抑的情感的中国观众,感受到艺术与人性中欢快明朗的一面。闫平的绘画,给焦虑沉重的中国人环境,吹来了温暖、明朗的人性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