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博物馆是一座气势宏伟、兼具浓郁藏族传统艺术特色的建筑。这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62项援藏工程项目之一,由国家直接投资9600多万元兴建。它于1999年10月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之际,正式向社会开放,至今已接待数十万海内外观众。
走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唐蕃会盟碑”或称“甥舅会盟碑”的碑文拓片。这座记录着藏汉民族友好关系的历史丰碑,为唐蕃第八次会盟时所立,至今仍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碑文用藏汉文刻写着“甥舅和同为一家,商议社稷如一”的文字,记录着因受吐蕃王赤德祖赞与唐朝金城公主联姻,而形成的唐蕃之间的甥舅关系。
博物馆最珍贵的展品之一当属萨迦班智达的一封藏文亲笔信。13世纪中叶,建立了中央政权的元朝,开始派遣军队进军西藏,蒙古王子阔端邀请当时在西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商谈西藏归顺蒙古汗国事宜。在商定归顺事宜后,萨迦班智达即致书西藏各地僧俗首领,说服他们归顺。这封信除了敦促各地首领归顺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关于在西藏设立行政区域、建立官制、征收赋税等具体的治藏政策与措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凉州会晤和萨迦班智达的公开信,清楚地再现了西藏地方归顺元朝中央的史实,这封信也成为能够直接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珍贵实物史料。
在一方上等和田玉制成的元代“国师之印”前,博物馆的讲解员说,1260年忽必烈继承王位,建立元朝政府,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灌顶国师,赐玉印,委其兼管中央政权设置的总制院管理西藏军政、宗教事务。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在“国师之印”旁,还陈列着元朝中央赐给萨迦派琐南藏卜为白兰王的印信“白兰王金印”,以及元成宗册封萨迦派首领桑杰贝的青玉印玺“帝师之印”。
讲解员说,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历代金印、玉印、铜印,见证着西藏地方政权历史更迭的同时,无不同时印证着西藏地方和历代中央政府之间始终如一的隶属关系。一枚“亦思麻尔甘军民万户府铜印”,代表着元朝治理西藏时的万户制度。一枚“必力公万户府铜印”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册封噶举派首领为万户长的署押印。一方雕工精致,图案繁缛的象牙印,是明朝中央赐封西藏众多阐化王的玺印之一。一方新疆和田玉刻制的“大宝法王印”则是明代册封的三大法王之首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巴五世活佛哈立麻的受封之印。还有一方重达13公斤,由纯金铸就的金印,是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的颁赐之印。
清朝自乾隆帝开始实施的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中央至为重要的一项治藏措施。从第一任驻藏大臣马喇到未任驻藏大臣联豫,西藏博物馆收藏有近两百年间的173任、130位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的有关史料。其中陈列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是乾隆和八世达赖时期,中央政府制定的西藏历史上最为完整和系统的法律文件。这部章程对金瓶掣签制度,驻藏大臣制度、地方官制度、藏军制度等重大政治、宗教制度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规定的金瓶掣签制度,是指用御赐金瓶抽签决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在博物馆的一座展台上,即陈列有乾隆皇帝颁赐的“金贲巴瓶”,旁边放置着用于抽取转世灵童的五根象牙签,其中书有“嘉黎县坚赞罗布”字样的名签,即是1995年掣定11世班禅时所中之签。
西藏博物馆还有大量书画,生动地讲述着汉藏两个民族的千年友谊。一幅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摹本,细致描绘了吐蕃王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赴长安向太宗皇帝求娶文成公主的情景。一幅《魔女仰卧图》缘自藏族人民对文成公主的崇敬之情:文成公主精通天文地理,她认为吐蕃地形有如仰卧的罗刹女,所以亲自设计了兼具藏汉建筑风格的大昭寺镇伏在魔女胸口,还授意建12座寺庙镇伏在魔女的12处关节。
同时,藏族的文化艺术很多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也融入了多民族的风格,是多文化共融的结晶。讲解员说,史书上记载文成公主带给西藏很多东西,不是虚妄的,而是确有其事,一直影响着后世。
博物馆里陈列的一套藏医外科手术器材显得特别精致。讲解员说,藏医和中医也有很多共性,外科手术器材也是很相近的。史书上记载,文成公主当时带来了12件套的手术器材,这也是和唐朝和中原早期的手术器材有传承关系。另外,藏医中的“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也和中医类似。
讲解员还指着一个形似琵琶的乐器说,西藏的毕旺琴就受到了中原琵琶的影响,这把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文成公主时代。
此外,西藏的天文历法也受到中原的黄历影响,比如“金鼠”年、“木猴”年,就是把金、木、水、火、土和12生肖结合起来的叫法。中原一个甲子是60年,藏历一轮也是60年,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在博物馆,观众还能见到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文本。还有毛泽东主席送给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的十四达赖喇嘛的翡翠提梁壶,以及亲笔信等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