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恩寺琉璃塔在欧洲享有的盛誉，首先要归功于荷兰人约翰·尼霍夫（1618－1672）。165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一个使团到中国访问，并要求随团的素描画家把沿途可能见到的景象以及奇异的建筑物以它们本来的形象描绘下来，作为资料保存。当时担任此职的正是约翰·尼霍夫。约翰·尼霍夫有关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的描述虽然平实，但评价很高：

“在南京城南边城壕外的山坡上，有一著名的寺庙———报恩寺，该寺由几座漂亮的房舍组成。这些建筑造型奇特古朴，可列为中国最著名的工程之一……该寺的正中央建有一座瓷塔……若站在塔的最高层，可以俯瞰全部城区和市郊，一直看到长江对岸，如此稀世奇观真叫人赏心悦目……”

　　让大报恩寺琉璃塔名扬欧洲的，并不是这份报告，而是由约翰·尼霍夫之兄亨利·尼霍夫整理、编辑的尼霍夫游记。在尼霍夫游记中，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已被称作是可与“世界七大奇迹”相提并论的伟大建筑，其独特的造型和无与伦比的美丽，通过文字和版画，被大肆渲染和热情推崇：

　　“寺院里面和周围的建筑都令人惊叹地体现着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中国建筑可与它们相媲美。在寺院的中央就伫立着那座高大的琉璃塔，它的美感与装饰之繁复超越了所有中国艺术建筑，告诉世人能工巧匠们能为他们的祖国创造出何等的奇迹。

　　这座高九层并有一百八十四级楼梯的塔不是从外部，而要从塔内才能登上……从外部看，整个建筑有釉面的润滑感，绿、红、黄各色相间。塔身是由不同构件组成的，其安装方式如此巧妙以至于看上去浑然一体。在各层回廊之间的绿色塔檐下，都悬挂着小铜铎；（每当风吹过）这些铜铎便开始晃动并发出令人愉悦的甜美声音。塔的最顶部只能从塔外攀上，那里冠以一个大菠萝型的顶，据中国人说是用纯金打造的……”

　　尼霍夫游记的出版和大量发行，使得大报恩寺塔成为最为欧洲人熟知的中国建筑。游记在1665年以法文出版后，激发了欧洲第一个中式建筑的灵感，这就是由路易十四授命，于1670年在凡尔赛建成的特列安农瓷宫。尼霍夫游记和插图，被其他有关中国或亚洲的各类书籍不断引用或广泛改编。直到19世纪40年代，尼霍夫的游记和插图仍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报恩寺琉璃塔之所以在欧洲家喻户晓，还得益于文学等作品的宣传。1839年安徒生就在《天国花园》中提到：“我（东风）刚从中国来———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这里的瓷塔，就是大报恩寺琉璃塔。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在近代的整体形象已不断下降，但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却仍然能获得西方人的尊敬。1841年，前来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的英国“纳米昔斯”号军舰在抵达南京后，舰上英军纷纷上岸“游览”大报恩寺琉璃塔。1854年，美国驻华全权委员到达江宁（南京），其随员法斯等也慕名参观了大报恩寺琉璃塔。他们也许是最后一批见到该塔的外国人。尽管当时的琉璃塔已是面目全非，但法斯等人的描述仍充满着敬意：“面对这个巨大而无比壮丽的建筑物的毁灭和破坏，人们不免感到悲哀。”

　　大报恩寺：明清全国佛经流通的中心汉文佛教大藏经，是汉文佛典的总集。大藏经的编撰、雕刻、印刷，一直被视作是至高无上、功德无量的盛事。明清两代，大报恩寺在这一领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在明清出现的5部大藏经（其中官刻4部、民刻1部）中，有3部官刻与大报恩寺及其前身天禧寺有关。其中直接相关的为《初刻南藏》（以前称《洪武南藏》）、《永乐南藏》。而在北京雕刻的《永乐北藏》，不仅以《永乐南藏》为范本，而且其主持者有不少是来自大报恩寺。经版雕刻于大报恩寺并在该寺长期保存、印刷流传的《永乐南藏》，影响最大。可以说，自永乐十八年（1420）《永乐南藏》雕成以后，一直到清康熙年间，大报恩寺一直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寺庙的印经任务，是全国佛经流通的绝对中心。《永乐南藏》到底印了多少部，现在已难以统计，不过，仅郑和就曾先后印造过10部《大藏经》，遍舍天下名刹。

　　此外，明代第一部官版大藏经《初刻南藏》，也与大报恩寺的前身天禧寺直接相关。《初刻南藏》为海内外孤本，现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初刻南藏》的雕印是在僧录司领导下进行的。此司原设在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1388）因该寺火灾，僧录司迁到天禧寺。现在已难以认定《初刻南藏》的经版雕刻地点，但经版的存放地点肯定是在天禧寺。永乐三年（1405），仁孝皇后崩逝，天禧寺曾举行大法会。不久，天禧寺因僧人纵火而毁，经版可能因此而毁。《初刻南藏》收入中国僧人撰述的典籍较多，又启发了后来的刻藏向这一方面大大的发展。因此，《初刻南藏》在中国大藏经雕刻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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