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右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左为本文作者，中为日本二玄社高岛义彦先生

　图二 《游目帖》局部对比，上为复制件，下为珂罗版“原件”

　　最重要的是本幅部分的用纸。从珂罗版印刷的《游目帖》上看，字迹较黑，纸色比较明亮，似乎是白麻纸一类。但珂罗版印刷时为了容易辨认，加大对比度是常有的事，不能作为依据。徐守和的题跋中称用的是冷金纸，与王羲之《笔阵图》相类。米芾《宝章待访录》中称王右军《笔阵图》“纸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显然，与今天的宣纸不同。与传世王羲之墨迹本中常见的白麻纸、硬黄纸也不一样。现代有人将表面涂金的泥金纸、洒金纸一类称为冷金纸，但晋代这类纸张尚未出现，《游目帖》用的显然不是这类纸张。也有人推测，晋代的冷金纸应该是一种冷色调的黄色纸，但《笔阵图》早已无存，目前也没有其他可以确认的实物资料，冷金纸究竟是什么样子，目前还难以考证。我们只能以世传王羲之墨迹摹本作为纸质和纸色的参考。

　　细算起来，流传至今的王羲之墨迹摹本约有三十余种，我见过实物或彩色印刷品的约有二十种，包括现存北京故宫的《兰亭序》三种，辽宁省博物馆的《姨母、初月帖》，天津博物馆的《寒切帖》，上海博物馆的《上虞帖》，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奉橘、何如、平安帖》，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孔侍中、哀祸、忧悬帖》《妹至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行穰帖》等。除了流入日本诸帖大都为唐白麻纸外，其余各帖以硬黄本居多。相对而言，台北故宫的《远宦帖》、《奉橘、何如、平安帖》应该更接近《游目帖》的颜色。因此，二玄社高岛先生建议以《远宦帖》作为确定纸色的依据，并带来了二玄社复制的《远宦帖》、《奉橘、何如、平安帖》的样品。我采用了高岛先生的建议。

　　明朝人的题跋部分纸色略暗，明朝的纸张还是比较常见的，内藤湖南是民国初年的人，他的题跋部分的纸色更明亮一些。这些部分的重要性已经降低，选用当时的纸张作为参考就可以了。　　

　　前后两段隔水，分别钤盖有乾隆的“太上皇帝之宝”和恭亲王的三方印章，应是乾隆旧物，按清宫装裱式样，这部分应该是淡黄色的绫子，因此我们以《远宦帖》的隔水颜色作为色彩的参考。

　　《游目帖》上较清晰的印章共有49方。分别是：　　

　　乾隆（22方）：

　　“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笔”“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寿”“八征耄念之宝”“淳化轩”“乾隆宸翰”“信天主人” “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淳化轩图书珍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宸翰”“会心不远”“德充符”“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得佳趣”“几暇怡情”

　　乾隆素喜在字画上题字钤印，所以上述印章均比较常见，但在一件作品上多次题跋并钤盖如此多的印章却不多见。足见乾隆对《游目帖》的喜爱程度。

　　恭亲王奕訢（12方）：

　　“飞鸿”“神品”“恭亲王章”“正谊书屋珍藏图书”“此外何求”“皇六子和硕恭亲王”“子孙保之”“乐道主人”“安善堂”“皇六子”“恭亲王”“御赐屏翰宣勤”

　　其中“神品”“正谊书屋珍藏图书”“此外何求” “恭亲王章”“皇六子”“飞鸿”“御赐屏翰宣勤”“恭亲王”诸印见于颜真卿《自书告身》等。　　

　　恭亲王次子载滢（6方）：“载滢”“子孙永保”“载滢”“萧砚精良人生一乐”“贝勒载滢”“继泽堂珍藏印”其中“贝勒载滢”“继泽堂珍藏印”见于颜真卿《自书告身》等。

　　徐守和（6方）：

　　“清閟（？）”“守和之印”“朗白”“徐守和印”“朗昆”“下榻高士”其中“徐守和印”“朗昆”“下榻高士”见于颜真卿《自书告身》。

　　高庙（1方）

　　“寓意”（2）

　　内藤虎（1方）

　　“藤虎长寿”

　　待考

　　“愿作贞松（？）千岁古”

　　据题跋所载，唐宋间诸印有唐太宗“贞观”，唐钟绍京“书印”，宋“内府珍藏”“绍兴”“淳化”“御书”，薛绍彭“绍彭”“河东薛氏印”“道祖”和“游远卿图书印”“邕里”等印章。从印刷品上看，大都浅淡缺损难辨。

　　确定印章颜色的主要依据以下几个原则：

　　一、相同印章如果有盖在其他作品上的以其颜色为准。乾隆、奕訢、载滢、徐守和、内藤虎的印章色彩都是依照这个原则确定的。

　　二、同一人物的印章基本按相同的颜色处理。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有些收藏者的印章只找到了一部分，其他印章以能够找到资料的印章为准。

　　三、其他无考的印章以及本幅上的旧印章根据珂罗版的深浅浓淡和时代特点仿照其他古字画上的印章处理。唐宋间使用的印泥大都用水调制，由于时间久远，大都色彩浅淡，“书印”“内府珍藏”“绍兴”“淳化”“御书”等印还可以间或看到，其他印章的资料更少，这部分印章的色彩依照同时代常见印章的色彩处理。

　　墨迹的色彩问题看起来最简单，只要作成黑色就可以了。实际不然，不同时代的墨色也是不一样的。早期的摹本由于时代久远，经过多次清洗揭裱，墨色多少有些变淡，本幅部分的墨色参照《远宦帖》、《奉橘、何如、平安帖》的墨色处理。乾隆等人题跋部分的墨色参照传世品处理。　　

　　关于尺寸的问题，日本用珂罗版印刷的《游目帖》据说是按照原大印制的，为慎重起见，我们将《游目帖》上的乾隆诸印与钤盖在其他作品上的相同印章进行了大小的对比，结果表明，珂罗版印刷品的尺寸是可靠的。　　

　　珂罗版印刷品的装裱式样是否和原件一样呢？从徐守和的卷后题跋中，我们得知，徐守和曾经重新装裱过。珂罗版印刷品上有乾隆题的引首，徐守和认出的许多唐宋印章已经难以辨认，这些表明入宫以后，应该又装裱过一次。流入日本时应该保留着清宫的装裱。可是珂罗版印刷品却有些奇怪。外包首的样式显然不是清宫式样，印在木盒和包首上的题签不是原件，而是罗振玉和内藤虎写的。卷后内藤虎应安达万藏的请求书写的题跋并没有直接书写在原件上，而是写在另一张纸上的。纸张的明暗不同，宽窄也不一致，与前面的题跋之间还有一小段空白纸。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安达万藏再一次重新装裱过；另一种可能性是珂罗版印刷品与原件不一样。

　　在制作过程中，我们得知，日本著名学者富田升先生曾经赠送给恭王府管理处1925年日本制作过另一本《游目帖》的珂罗版复制品。经与恭王府联系，我们见到了这件复制品。该复制品和1934年的版本不同，被装裱成册页形式，所用材料也很粗糙。题签是“清内府藏王右军游目帖”，不知何人所书。由于时间上早于1934年的版本，所以没有内藤虎和罗振玉的题签，也没有内藤虎的跋。除此之外，其余部分的内容和顺序与1934年的版本完全相同。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判断这件复制品应该与原件不一样。主要理由是：一、装裱粗糙，不是清宫式样。二、题签不是清代原物，乾隆年间不可能使用清内府这样的文字。三，原件不可能被改装成册页形式，因为直到1934年，再一次复制的《游目帖》仍然是手卷，其上也完全看不到被割裱过的痕迹。我们也不可能想象安达万藏会在得到《游目帖》后，先将其割裱成册页，10年以后再恢复成手卷。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版的珂罗版复制品，是否接近于原件当时的样子？从书画收藏的常识来讲，如果不是原件损毁严重，收藏家一般是不敢冒险重新装裱的。除非原来的题签已经不存，否则换上内藤虎、罗振玉，或者其他什么人的题签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真相应该如何呢？为此，我请教了日本书法史研究家坂田先生。关于1934年的版本，他认为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安达万藏氏不可能再一次重新装裱。罗振玉的题签题在盒盖的外面，并盖有印章也不合常理，题在盒盖内侧的情况倒是有的。内藤虎的题跋是安达万藏出版珂罗版印刷品一年前请内藤虎题写的。如果安达万藏重新装裱过，应该在这之后。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保存了三十余年后，突然换去原来的题签重新装裱也难以想象。因此，他认为唯一的可能性是，安达万藏为了出版的需要特意请内藤虎和罗振玉题写的。原件应该保存着乾隆装裱的清宫式样，也就是说印刷品和原件并不一样。他告诉我这种情况在日本是比较常见的。坂田先生没有看过1925年的版本，但该版本显然为坂田先生的说法提供了另一个佐证。

　　坂田先生的以上推论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游目帖》的装裱式样究竟是怎样的已经无法知道了。为慎重起见，我们决定在保留内藤虎和罗振玉的题签、题跋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接近清宫的装裱式样。

　　在复原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我请高岛先生和坂田先生继续寻找相关的资料，特别是被毁的经过是否有人知情？安达万藏家族是否还有后人？日本是否还有更清晰的图像资料（比如：用珂罗版直接晒印的照片等等）？为此，高岛先生通过广岛当地的新闻机构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安达万藏的孙媳妇还健在，但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经过电话采访，发现她的记忆和表达能力都有些不清了。据她讲，安达万藏的家人和住宅、仓库都在核爆炸中荡然无存了。到目前为止，除此之外，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有用的信息。我们目前只能依照现有的资料进行复原了。

　　复原的工作开始于3月19日，第一步，用高精度扫描仪对珂罗版印刷品进行扫描，获取数据。第二步，进行细致的分版工作。这部分工作进行了大约10天。有些印章仅剩下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很不清楚，需要仔细地分辨三者的关系，同时要进行辨认和考证。第三步，复原各个部分的色彩。

　　在复制用纸方面，我们选择了安徽省泾县小岭千年古宣宣纸厂生产的千年古宣牌宣纸，该纸是完全用古法生产的，没有使用任何化学材料，具有很好的柔软度和保存性。

　　经过了认真细致的努力，4月20日，完成了第一稿。

　　4月30日，我将第一稿的样品寄给了高岛先生，他对一些细节提出了一些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再次进行了调整。5月16日，高岛先生再次来到北京，我们一起对第二稿进行了讨论。除了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调整以外，双方对第二稿都比较满意。6月5日，我们完成了第三稿。6月10日我将装裱好的第三稿交给了高岛先生，在与颜真卿《自书告身》的印章进行了对比之后，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7月10日完成了第四稿。至此复原工作基本完成。

　　《游目帖》的复原工作得到了文物出版社党委书记张全国同志、社长苏士澍同志和其他社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得到了文物出版社第三图书编辑部各位书法专家的指导，使复原工作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坚实的保障。

　　5月16日，我们向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著名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先生进行了汇报。傅先生高兴地观看了样品。称赞这是项“起死回生”的工作，“很有意义”。

　　《游目帖》的复原成功，还获得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和日本朝日新闻社分别采访了我社和日本二玄社，对《游目帖》的复原成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对《游目帖》的复原工作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尽管在理论上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原，但我们认为，通过认真的科学分析和考证，在现有资料和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恢复本来的面貌仍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图二）。

　　首先，对已经毁坏的书画进行复原，如同对古建筑遗址、古器物进行复原或修复一样，是对古代文化和文物进行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复原的过程也是研究和加深认识的过程。

　　第二，复原工作是也是重要的资料保存工作。已毁书画的资料十分珍稀，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掘现有资料的价值也是复原工作的目的之一，它可以为今后的研究和各种利用提供新的可能性。

　　第三，复原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传承和弘扬古代的优秀文化。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接触已经消失的古代艺术作品，使爱好者有更多的欣赏机会，使学艺者能获得更多艺术传统的熏陶滋养和创作灵感，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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