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后,为保护传世之宝,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文物南迁计划,1933年起,壮观的“文物大迁移”开始,主要以故宫所藏文物为主。珍品历经十二年,从北京经上海、南京辗转到达四川、贵州大后方,直到抗战结束后,才陆续运回南京。不久内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还没回,其中精品就连同国民党的机密档案一起被“发配”到台湾。
文物迁台过程混乱不堪
第一批文物是1948年12月20日离开南京下关的,负责运载的是海军登陆艇—— “中鼎舰”。当时的局势已经非常不稳定,很多人等待机会能搭船去台湾避难。据在故宫博物院工作70余年的那志良老人回忆:海军部的人员听说“中鼎舰”要开往基隆的时候,纷纷带了家眷和行李,赶到码头准备搭便船。一时间,船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这样一来,文物的安全就要大打折扣了。负责人杭立武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混乱,只好找了“海军司令”桂永清出面告诉大家还有其他的船只专门运载家属,这才平息了开船前的混乱。
到了第三批文物要运走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月底,逃命变得比两个月前紧迫多了。这次负责运载的“昆仑号”军舰一开到,海军部的眷属就抢先上船。文物箱运上去的时候,只能与这些人混在一起。杭立武想用上次的办法,找桂永清来解决。结果,船上的人哀求,希望能帮帮忙,给一条生路。看到这情景,负责劝说的“总司令”都落了泪,也只好少考虑文物,搭他们起航了。不过正是这些人员占据了船的空间,使得一部分文物装不下,留在了内地。
文物运到台湾之后,先是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趁着不是制糖季节暂且存放,保管条件十分恶劣。到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文物才得以迁入新库。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国宝才有了适当的保存和展览环境。
专家翁文灏亲自挑选运台文物
运往台湾的5000箱文物、档案,都是文物专家翁文灏等人挑选过的精品。诸如被视作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玉雕精品“翠玉白菜”、“肉形石”、宋代汝窑瓷器、传世书画、清宫服饰等。
毛公鼎之所以著称于世,在于它32行497字的铭文,号称是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它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有50多公斤重,大口圆腹,腹呈半球状,口沿上有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只兽蹄形足。鼎是周宣王时期大臣毛公因为感激周王恩德而做的。腹里的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勉励。宣王不但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而且宣布了委以毛公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如此古老而完整的文献,郭沫若先生称它“抵得上一篇《尚书》”,价值自然连城。
毛公鼎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由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并深藏于密室。后辗转至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抗战胜利前后叶家因无力承担家族生活开支,靠变卖文物度日,毛公鼎被上海商人陈咏仁买下,并在 1946年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随着国民党的文物盗运到了台湾。
“三希”辗转分散两岸
《快雪时晴帖》是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行书四行帖,全帖28字,是王书典型的代表,字字气势强雄,笔法飘逸,乾隆皇帝赞誉这是“二十八骊珠”。后人一般把这幅帖与王洵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同称“三希”。现在此“一希”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二希”则归属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实“三希”差点都落脚台湾。《快雪时晴帖》是清查皇宫物品时,从溥仪的行李里找出的,原本归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年随着文物南迁到了南京。而《伯远帖》、《中秋帖》原是溥仪的庶母瑾太妃所有,卖给了郭葆昌。1935年,郭葆昌在家中请庄尚严(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鉴赏,郭宣称自己死后捐献时就交由庄氏办理。1949年,他的儿子郭昭俊带着《中秋帖》、《伯远帖》去了台湾,见到庄尚严后旧事重提,本想“半卖半送”,结果当时台湾经济状况不好,当局不拨款,只好作罢。后来内地以35万港元将“二希”买下,藏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样,“三希”就在不同的故宫博物院里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