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一阵合唱歌声荡漾在“上海美专”二楼的大教室里。这所与刘海粟无关的“新上海美专”，涂克老师为创办人之一，又身兼教务长，此刻他只是一名排练合唱的指挥。学生中的一员——我，看到站在讲台上挥舞手臂忘情指挥的是位“洋派的知识分子”：微秃、皮肤白笛、鼻微勾，普通的琇琅架眼镜，在他脸上我一直误以为是一副昂贵的金丝边眼镜。指挥合唱，他身着包括领带、马甲在内的“三件套”西服。我还注意到在进教室那一刻，他已脱下了浅色的春季大衣。歌曲呢，是一百民谣风的，但以西洋合唱法写作，来自“老区”的革命歌曲，是“新四军军歌”的谱曲者何士德先生的作品；还是凃克老师亲自谱的曲，已经无从记得，然而凃克老师在他的行伍生涯中，曾经谱过曲确是不争的事实。

    凃克教务长贯彻开明的教学万法，鼓励学生自由作画，他爱惜人才，特别崇尚色彩，从不把印象派的色彩原理纳入资产阶级的K学范畴，
    这在当年已属难能可贵。

    教务长为学校配备了一支囊括五六十年代上海美术界一时之选的艺术家、教育家，其中有颜文樑、张充仁、孟光等西画教师，中国画则有:
    程十发、唐云、江寒汀、郑慕康等先生，以及后来的吴大羽、周碧初、俞云阶等先生，这些逐渐载入史册的近代艺术大师，都是涂克老师运用他上海文化局美术处处长的特殊身份，从各处调动来我校执教、孵育新中国的美术学子。

    凃克老师，作为传承“五四运动”精神的一介美术青年，出生于一个能供得起他上国立艺专玩艺术的家庭，他背叛了那个家庭，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往后历经抗日及内战，1949年他作为新政权的一员，佩枪而南下参与了大上海的接管。然而他又是一位本质意义上的画家，天然秉赋着自由知识分子的特性与一切，革命队伍并未消磨他上述可贵的一切，但他必须做到有党性，又沉溺于艺术，革命固然能催生艺术，但艺术所追逐的“美”乃自由之表征，而非革命的表征，他必须同时做到崇拜吴大羽先生的艺术又申斥戴上了右派帽子的俞云阶先生的不是，这是十分不易的。

    涂克老师在上海资产阶级化的西区，有一套党分配的住宅，但是他经常不准时回家，而宁可在晚自修教室里与我们这帮十五六岁的少年混在一起，他不回家的另一去处是：带上他珍爱的著名的小油画箱，在上海各处写生，他迅笔抓住了朝霞与晚霞，流连于浦江边与农村的油菜花田里，也涉足于上海的臭水浜地区。那时节，他十分考究地珍惜地用着进口油画颜料，以便便画面达到他心目中的鲜艳与缤纷。1959年时，他已着意于民族风格油画的探索，用中国的马尔开式的笔法，简捷地传达新中国上海与大自然的信息与奥秘。

    通常，涂克老师在画完一幅得意的“晚霞”之后，并不弄脏他的手而身披浅色大衣，安坐在淮海路某西餐厅的露天座位里，混在拿“定息”而尚未改变吃西菜习惯的“资产阶级”人堆中，给刚完成的油画润色几笔。那时，天是金黄的，云是五彩的，凃克老师的心情，他的心情在与我们共处的这儿年中想必也是他生命中的黄金时期。

    1963年的暑假前夕，我见到凃克老师徘徊在美专的校门内外，此时的他行将告别上海，告别这座14年前他南下参与接管的城市，并落下他的这帮学生，他必须继续南下，去他的老家广西，全家都得搬走——谅必是去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似乎并没有举行什么告别仪式他就离开了……

   遥祝涂克老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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