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这64件千万元高价作品，当代艺术的分布地最广，香港、北京、纽约、伦敦、台湾均大幅度出现，共计39件，占总数的60.9%，其中纽约、伦敦均为当代艺术作品，也即是说，当代艺术占据了中国油画雕塑拍卖高端市场的大部分，其市场的接受度也最为国际化。

    此外，作为中国艺术品交易全球两中心的香港、北京，出现一个惊人的巧合，即当代与非当代千万元作品的数量比例恰好相当1：1。这说明这两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宽容，比较全面。在全面中，我们还可寻见差异：香港在前辈经典油画方面成绩领先，徐悲鸿等6位画家的作品在这里达到千万元价格，而北京在当代写实占尽优势。至于“红色经典”方面，只有北京一地出现千万元价格，这说明它的交易中心在北京，在留有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中国内地。

    如果按地区来看，香港、北京无疑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两地的千万元作品加起来达到43件，超过总量的2/3。纽约、伦敦合计占约1/5，更多的意味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拥有了公开交易的国际平台，这个平台只是初建——纽约苏富比推出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是在2006年春，而伦敦佳士得也在本年度秋拍的“战后和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两个专场上推出了一部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即是说平台搭建只是一年多的时间。再看高价数量最多的香港、北京，香港佳士得于1985年、北京嘉德于1994年分别推出中国油画及雕塑专场拍卖，高价基于23年、14年的积累之上。实际上，对于市场而言，中国当代艺术是新兴的盈利门类，拍卖行没有义务也从来没有责任从学术上来推介它——说到底拍卖行是一个商业机构，它是以赢利为根本目的。对于没有文化亲近的跨国拍卖公司尤其如此。他们要尽的是市场推动的责任，而市场行情一旦不好或者问题凸显，他们完全可能取消这个部门，一如纽约苏富比当初取消中国书画部门一样。

    这些千万元天价之外，还有3件作品应该被注意到：香港刘銮雄分别以逾亿元买下安迪·沃霍尔和高更的作品，而在中国内地的艺术品交易中心北京，雷诺阿的作品同样以1120万元成交。应当说，对于收藏家个体而言，开始收藏国外的当代艺术作品，是视野的拓宽，是无可厚非的个人趣味的选择，但对于一个机构而言，却未必就是方向。

    我们记得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日本人支撑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惊人天价。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本人在收藏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艺术市场至今没有真正恢复元气。实际上，价格的背后涉及到文化自信力，日本没有真正支持本土当代艺术的学术体制与市场机制。大和民族经济强大了，但内心深处对其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艺术的当代走向没有判断，他们把目光转向欧美，服从于他们的文化和收藏眼光，也等于把自己民族文化话语权转手让人。

    现下中国的经济一再被拿来跟20年前的日本相比，而中国富豪们财富来得更为凶猛快速，但文化水平更为浅薄，又如何能够判断、选择我们艺术的方向?应当看到，纵使目前出现艺术市场火热的状况，也只是个别的私人资本进入，大量的民间资本、机构资本并没有进入到收藏领域。当这些资本明白了、进入了，让他们选择什么?是重蹈我们一衣带水邻居的覆辙，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

    千万元天价数十次产生，在为之侧目的同时，是该思考我们文化走向、建立自己鲜活而自信、有判断的新艺术机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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