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销邮票的邮戳为黑色汉英文线戳，直径25毫米，圆内略上有一横线，卡23毫米，其上是楷体“上海”二字，其下为英文“SHANGHAI”，再不是“24JAN”(即1月24日)，最下为“03”(即1903年)字样。据《清代邮戳志》记载，此种戳始用于1899年，上海在1904年起改用与此戳相似的邮戳，只是最下方的年代改为“未”字。

　　到达邮戳也是黑色，为汉英椭圆戳，外圈双线，长轴长37．5(毫米)，短轴长20．5(毫米)，最上是英文“PEKING”，中间为“Fob3——1903”(即1903年2月3日)，最下一行是汉文“北京邮政局”五字。据《清代邮戳志》记载，此种邮戳始用于1901年3月。

由这个实寄封使我想起早在五十多年前就曾议论过的所谓“1903年邮资之谜”。

　　为什么称之为“谜”，得先从当时邮资情况谈起。1896年，邮政从海关里分离出来，建立清代国家邮政机构。从1897年起改按新的邮资收费，将邮费按银两计算改为按银元计算。规定：中国境内第一邮资(即“各局就地投送界内”)起重为2分；第二邮资(即“各局互寄”)起重为2分。到1903年，邮资改为第一邮资半分，第二邮资L分。直到1908年才又改回原来所订邮资。按一般情况，国内平信是数量最多的邮件，这类实寄封也应该是很常见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改订后的邮资实寄封极为罕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集邮界就成了—个“谜”。

　　最早提出这个“谜”的一位署名“第三者”的在1930年《新光》杂志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1903年信件寄费之研究”开始的，文中谈到他藏有1906年印行的《官商备览》，其中附有1902年2月8日改订的中国邮政寄费清单，内规定：“信类每重五钱者：第—资(附近总局指定之局)半分；第二资(往来各局邮件)1分；第三资(香港、澳门、胶州、旅顺、广州等)4分；第四资(已入邮会各国及蒙自、思茅、河口)1角；第五资(未入邮会各国)2角”。

　　同年6月，周今觉在《邮学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上发表“1903年邮费之疑义”。文中说，集邮家谢鄂常告诉他。谢氏藏有一份清光绪廿八年(1902年)三月初—北京打磨厂邮政分局发行的寄费清单与《官商备览》完全—致。

　　1948年，上海集邮家陈志川在《近代邮刊》第三卷第三期著文“关于年邮资之谜”探讨这个问题，他查阅了交通铁道两部台编的《交通史、邮政编》第二章第—款所附的邮资沿革表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中国邮政》下卷第二编第—章第二节所附信函邮资沿革表，都订了邮资为半分和1分。

　　解放后出版的《中国海关邮政》在第129页内有1905年3月6日赫德致外务部呈交，其中有“又寄信资费，去岁略已论迭次减少之故，本拟乘势增添，嗣见邮政业已略有把握，故将邮费加增一倍，前岁每信1分，今则加为2分。其于邮政进款，所裨已为不少。屈计去岁加费之期，系自7月22日起，适当西历未结之初……”。

　　从邮局邮资表、赫德的呈文及一些出版物均可看到在1903年确实订为平信邮资本市半分和外埠1分。

　　按此种规定邮资的实寄封却是极为少见的。周今觉：“我生平所见的前清信封：不下四五百枚，后来又买来了一部德国人所集的前清信封全集，约模也有二三百枚。但是从1897年起到1912年止，寄本埠平信总是1分，寄外埠平信总是2分，找不出贴1分邮票而寄外埠的信。”“又”我有一箱家信及商业上的信件：封在箱子里多年了。有—天特为翻出来看看，凡是外埠信件起码都是2分。当然周今觉未见到这类实寄封，不等于没有这类实封存在，但是可以说明这样—位收藏丰富的集邮家都未见到，可见解为罕见之品。

　　周今觉还曾说：“朱世杰君是1901年进邮政局就职的，他说那时候外埠信都是贴的红2分，他保证决无1分寄外埠的事。”及李辉堂君说：他是1890年开始做邮商的，所收到的外埠信件都是贴的红2分。”

　　邮章上规定是半分和1分的邮资，为什么又都仍贴1分和2分邮票，而且有四五年之久，其间有缘故，有待查明，揭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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