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与志书不同，二者都用史实说话，但史书不是材料堆砌，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把材料与观点统一起来，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第七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坚持“论从史出”，又注意“以论带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本书在这方面大体采取了三种做法：一是从叙述对象本身的特点出发，选准切入点，恰当地确定章、节、目的标题。如叙述纪1至纪3邮票发行历史时，节题为“以‘中华人民邮政’为铬记的纪念邮票”；叙述特1至特9邮票发行历史时，节题为“特种邮票的发行及早期特征”；叙述纪37等邮票发行历史时，节题为“邮票设计民族风格的探索”等。其次是在叙述史实过程中，从史料详略的取舍，语气的褒贬等字里行间，自然体现作者的论点和思想倾向。第三是在一套邮票、一件史实的叙述后，用简短语言点出主题或结论。如叙述纪4邮票经历了两个主办主体和两次邮票铭记的变更，三次面值变动，图案多次推倒重来，发行时间一再改变的史实后，顺乎自然地写道：“这个复杂的过程具体而又形象地记录了建国初期全国邮政统一过程中邮票发行工作的艰辛”，可谓“画龙点睛”。

　　史书，特别是通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就是说史料是基础，史迹是结果，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七卷》从分析邮票发行机构变迁的过程以及邮票发行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出发，将建国以来十七年的邮票史划分为5个阶段，即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为统一期；1950年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为初创期；1956年下半年至1959年为发展期；1960年至1963年为繁荣期；1964年至1966年上半年为转折期，完整地勾画出十七年邮票工作发展的曲线。在每一时期里，除叙述有代表性的邮票外，还以邮票为中心，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统一时期的邮资调整；发展时期的北京邮票厂建成投产等。还分别在各个阶段，介绍了新中国邮票事业的奠基人苏幼农；为邮票事业做出开创性工作的宋兴民以及邮票设计群体的代表孙传哲等人的事绩。实际上，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放在整个邮票事业发展过程的背景上，也即放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更加彰显其历史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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