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无确实根据的说法,称(材料取自古斯塔夫·申克1962年发表的《邮票传奇》一书)1811年一个苏格兰轮船公司在它的私营邮递业中,使用过背胶邮票。书中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苏格兰自称它是背胶邮票的诞生地。苏格兰邓迪的书商詹姆斯·查默斯(1782一1853年)积极参与1825年以后的邮政改革,他曾对邓迪和伦敦之间的邮政工作提出了各种改进意见。他可能在格里诺克议员罗伯特·沃利斯(显然是受罗兰·希尔的影响)在议会上做了鼓动宣传之后,研究了邮政改革问题。1839年英国财政部邮票征稿时,查默斯提出的邮票设计图稿因不适用而未被采用。1839年10月1日,他给罗兰·希尔写信说:“如果这些邮票被采用,我自认为我是提出这项建议的第一人,从我第一次公开提出建议并在一次通信中把它通知给沃利斯议员先生,至今已将近两年”。这可以说明查默斯第一次发表他的计划不早于1837年年末。在另一次通信中,查默斯确认他的计划是在1837年11月“第一次”发表的,这里的第一次是查默斯自己为了强调而着重写的。 1837年2月22日,罗兰·希尔在他所写的主张邮政改革的小册子中写道:“或许这种困难(指要在信封上盖章表示邮资已付)可以用一小块印上戳记的纸来解决。这种纸大小与邮资戳相仿,背面涂有一层薄胶,人们只要弄湿背胶就可贴在信封的背面,从而不必再到邮局交寄信件。”
很明显,罗兰·希尔发表他的邮政改革计划,其中包括背胶邮票的概念,比查默斯约早9个月。毫无疑问,查默斯是未依赖希尔而独自得出同样结论的。查默斯在1839年10月写的信,说明他当时对希尔早些时候的出版物一无所知。当查默斯了解到这一点时,又给希尔写信,率直地撤消了他的要求。1840年5月18日,查默斯写信给希尔说:“我没能及时回信的理由是希望看到邮票的发行……我想对我来说,唯一公平的做法就是向您表明什么原因使我成为一名竞争者,如果我知道有人,特别是您,已经提出同样的计划,那么我决不会以竞争者的身份出现……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的无知,在这件事上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此,詹姆斯·查默斯在世的时候,宣告了罗兰·希尔爵士优先享有背胶邮票的发明权。直到1879年罗兰·希尔爵士去世后不久,查默斯的儿子帕特里克才敢对希尔的优先资格提出挑战。他在《邓迪广告报》(该报业主就是帕特里克)上对希尔的名誉提出异议,指责希尔故意隐藏他父亲的计划。帕特里克·查默斯和皮尔逊·希尔之间发生一场编写小册子的长期争斗(在以后的数年内有关这个题材的查默斯小册子不少于35种),皮尔逊·希尔以同样的手段反击帕特里克。在1884年和1889年之间论战达到顶点,法官约翰·蒂法尼毅然对此事作了无偏见的调查,并得出结论:确认罗兰·希尔拥有背胶邮票的发明权。
这场有失体面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第3代。1940年,当庆祝黑便士邮票诞生100周年时,帕特里克的女儿利·查默斯和罗兰·希尔的孙子克洛尼希尔还在为各自的言词极力辩护。帕特里克的申诉几乎完全停留在他父亲的一些老雇员的证词上;他们记得查默斯在1834年曾印制过邮票图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之一的老雇员怀特洛在《美国集邮杂志》(1887年9月号)上,夸大其词地说他在1834年被查默斯雇用,并记得查默斯“在均一邮资制,即便士邮资制确定下来将被采用后,便开始专心制订背胶邮票计划”。但在1834年,均一邮资制甚至还无人知晓,即使有这种制度,怀特洛依靠50年前他10几岁时对事物的记忆做出的证词,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不列颠博物馆的约翰·格雷博士,是在罗兰·希尔在世时,唯一向他的发明权提出挑战的人,他提出的年代也是1834年。在希尔1864年被授勋为爵士后,在《泰晤士报》的通讯栏内,格雷声称,早在1834年,他就首先提出进行邮政改革,其中包括采用背胶邮票。格雷在1819年和1874年之间撰写的文章和小册子几乎有1200篇,所涉及的题材从昆虫学到市政下水道,但其间并无一项是有关邮政改革的。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位最早的集邮作家和最早的集邮家。
其他要求获得邮票之父称号的人还有:塞缨尔·福雷斯特(一位苏格兰税务官员);查尔斯·惠廷(伦敦文具商人),他要求承认他曾在1834年提出过“自由交寄”(go frees)的建议;波伊斯郡兰伯林麦尔的塞缨尔·罗伯茨,他声称1827年提出使用邮票;弗朗西斯·沃里尔·斯蒂文斯(希尔在埃赛克斯郡的拉夫顿办的学校校长,他要求承认的日期是1833年);奥地利斯皮塔市的费迪南·埃加特;卢希尔维雅那(南斯拉夫)的劳伦斯·科西尔或科斯契尔,他在1836年5月11日,提倡邮政改革,其中包括邮票,但未被奥地利民政局内他的上级采纳;瑞典的库里·加布里埃尔·特雷芬贝格(l791一1875年),早在1823年他设计了一种带由瞟图案的邮政用品,称为西吉拉塔票。
埃加特自己未提出任何要求,但1938年在奥地利卡林西州米尔斯塔丁,在家用圣经中发现一封信,信上日期是1839年2月20日,这封信是从斯皮塔尔市寄到克拉根福的,信上贴有一枚棕色的1克列桑邮票。但在1952年经奥地利集邮家鉴定,在确认该信和邮票的真实性上意见有分歧。邮票上的“O.P.”,也许是“地方邮政”(Orts Post)之意。19世纪30年代,奥地利有个习惯,即付给送信的邮递员1克列桑小费,这邮票可能是为此目的印制的。有待发现另一枚实例,才能做出公开的判断。
特雷芬贝格的西吉拉塔票并不是什么新设想,因为这种盖有标记的纸张,自1660年以来,在瑞典的法律文件上就曾使用过。同样的纸张虽未曾作为邮资使用过,但在1824年开始用于报纸的包装纸,但与其说它表示预付邮资,不如说表示报纸税。然而这种票同英国的一样,允许免费邮寄报纸。这种税票最晚使用到1872年。
另一个可能成为背胶邮票前身的,是1831年希腊使用过的一种面值为40勒普塔的签条。它与人头税有关,是为同年因克里特暴动遭难的人捐款发行的。在从雅典寄往比雷埃夫斯的信件上发现贴有这种票,这似乎意味着它们行使了某种邮政方面的职责。以勒普塔为货币单位的签条,在通信中仅此一例。希腊直到1861年才采用背胶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