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资机发展史可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中国进口的邮资机数量很少，使用不普遍；近期中国陆续引进了大批邮资机，邮资机使用日益普遍。

　　　　早期实验时期（1926—1936）

　　中国邮资机的使用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正式使用邮资机以前，中国邮政经历了一个对邮资机接触、认识和接受的漫长过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大邮资机公司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很感兴趣，试图打入中国市场。征得中华邮政当局同意，从1926年起，这些公司先后在上海邮局进行长达十年的邮资机的展示和试用的实验。在对邮资机不断接触和认识过程中，中华邮政当局终于下决心从国外购置邮资机，建立邮资机服务系统。1936年，中华邮政向英国Univensal Postal Frankers(UPF）公司定购一批Mult一value型邮资机。而来华展示的那台Mult一value型邮资机即被购置，安装在上海中心邮局，于当年6月15日投入使用，成为中国第一台正式用于邮政业务的邮资机。这是一种“多种数值”机，其表头的戳模有两个数字转轮，可以盖印从0到99以内的任意数值。启用的邮资机符志外框是参考当时使用的伦敦版孙中山像邮票的图样设计，其中心人像部位改设邮资数值。可能由于机械故障，这台机号为“UI”的邮资机仅使用了1个月左右，于当年7月19日停止使用。关于这一时期，具体情参阅本刊2001年第11期笔者“早期中国邮资机符志试印样”一文。

　　　　正式使用时期

　　一、中华邮政时期（1936—1949）

　　Mult－Value型邮资机在上海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邮资机进入正式使用时期。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邮资机的引进使用的步伐停顿了数年。前期定购的一批Mult一value型邮资机迟迟未到货。

　　1940年，中华邮政另从UPF公司定购的1台Teltax型邮资机运抵上海，置于上海邮局。这是一种为收取电报资费而设计的邮资机。与Mult一value型机相同，这台机号为“T1”的邮资机也是“多种数字”机，其戳模上的邮资数值为4位。各位数字均可改变。当时日伪政权对留在沦陷区的中华邮政地方部门的控制日益加强，上海邮政部门处境艰难，无暇顾及推广邮政新技术，这台机器经短期试用即被长期闲置。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将这台原邮资机正式装置在上海中心邮局包裹柜台使用。此机启用的邮资机符志与Mult－Value型机相似，但邮资戳为正方形，日戳位置相对较低（图1）。同年，抗战前停止使用的上海那台Mult一value型邮资机也被修复改造，安装于包裹柜台，再次投入邮政服务，启用的符志的邮资戳改为正方形，邮资数值改为4位（图2）。然而使用一年后，此机即被报废。

　　1948年，从美国Pitney Bowes（PB）公司购置的8台Moder RF型邮资机运抵中国。它也是一种“多种数值”邮资机，邮资数值3位，均可改变（图4）分别装置于上海（4台)、南京（2台）、杭州（1台）和北京（1台），但这一时期仅见有上海和南京两地使用。采用“大雁居中图”邮资机符志，大鸿雁图位于邮资戳中部，雁头向下（图5）。已知在邮政上最早使用时间是1948年3月。

　　这47台从国外引进的邮资机构成了中华邮政的整个邮资机业务系统。这区区数十台邮资机，对于幅员辽阔，邮政网点众多的中国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中华邮政的邮资机都设有机号，反映在其盖印的邮资机符志上。在邮资戳的左下方刻有机号。开始是实行全国统一编号，由机型的第一个字母加上统一的序号组成，如 UI、TI等（图 1、图 2）。后来再加上地区编号，如UmNO．6等（图3）。最后只保留地区编号，如NO.6等（图7），而大多数为编号改用汉字，其前加刻城市名称，如沪[二]、桂林[二]等（图5、图8），尽管政权更更迭，邮资机的机号在整个使用期间保持不变，故而我们可以追踪特定邮资机在不同时期的使用及其邮资机符志的变化情况。

　　解放前夕，通货膨胀，邮资频繁调整，邮票难以及时印制，地方邮局经常发生适用邮票短缺的现象。为此中华邮政当局通知配有邮资机的邮局可预先在专用的签条上盖印“邮资券”，替代邮票供用户购用。已知广州、汕头、长沙、成都和贵阳等地发行过这种邮资券。邮资券有的日戳部分不印日期，或只印月份，也有的干脆废除日戳，只保留邮资戳，使用时须用邮戳盖销（图9）。另外，如同邮票一样，邮资券不一定要当日使用，可留日后使用，且可在异地使用，这些都表明这种邮资券不属于邮资机符志，而是一种临时邮票。这种用邮资机印制邮票的做法，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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