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室主任孙少颖指出：“版面、文字、边饰要精心设计。这都是邮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得好，可以使主题突出，版面活泼，疏密得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邮票的版面、文字、边饰要与邮票的主题和谐统一。”（见《中国邮票的选题》）

　　因此，对邮票上铭记与面值的文字设计要求是：字体端庄、规范、一目了然；面值数字要醒目、容易识别；字体风格要与主题图案的艺术风格协调一致，既要醒目，又不喧宾夺主；系列邮票的字体要前后一致、连续统一；文字要有国际交流性，应符合万国邮联的规定。

　　世界早期邮票，有的为了便于邮政分拣，把面值数字放在票面中央，成为票图的主体，如巴西1843年8月1日发行的俗称“牛眼”的珍邮；1851年夏威夷发行的“传教士邮票”等。但是票图“面值化”有失单调。

　　中国邮票上铭记与面值文字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其表现为：

　　一、清代和民国邮票票面上的国铭多用正体楷书（加盖改值文字除外），突出中华文化的传统性。清代及民国初期邮票，大多使用3种文字（汉字、英文和阿拉伯数字）表示面值。到1927年中华邮政发行孙中山像邮票时，才决定从此取消英文面值。

　　二、中国解放区邮票中的赤色邮票和苏维埃邮票，字体多为手写体，清淡简洁，显示出当时战争环境的艰苦；抗战以后发行的区票，文字逐步规范，与票图协调并有变化。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沿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共同表示面值的方式：铭记字体除了正体楷书，还大量使用标准美术字。从1950年8月1日发行纪5《保卫世界和平》开始，纪念邮票只用阿拉伯数字表示面值；而特种邮票从一开始（即特1）就没有双文字面值，只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普票只在“普6”有过双文字面值，直至1961年7月发行“普11”时，才在普票上全面以阿拉伯数字为单一面值文字。

　　四、“文革”开始后，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从1967年4月发行的“文1”起，使用毛泽东手书“中国人民邮政”作为国铭字体；至1969年5月1日发行文14《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才恢复建国以来惯用的印刷美术字作为铭记文字。

　　五、1992年，我国邮票铭记由“中国人民邮政”改为“中国邮政”，同时加印“CHINA”。这是遵循万国邮联的有关规定，也反映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走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50年来，邮票设计百花齐放、精彩纷呈，从票面文字字体设计就可看出：

　　一、大多数邮票的铭记与面值文字，使用标准美术字--宋体、仿宋体、黑体、镂空体等……体现了“国家名片”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二、根据邮票主题图案内容和艺术风格的需要，巧用不同的书法字体，做到“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篆体字——多用于古代题材的邮票，如J.136《徐霞客诞生400周年》、J.162M《孔子》、T.89《簪花仕女图》、T.113《中国古代体育》、T.120《中国古代神话》。这种字体突出了题材的古色古香。中国名画邮票也多用篆体铭记。

　　籀文、钟鼎文字体——如T.33《长沙楚墓帛画》、T.75《西周青铜器》、T.122《编钟》等都使用了这类字体，与画面上的古文物相映生辉，更具历史沧桑感。

　　隶书——如纪94《梅兰芳舞台艺术》、1994-10《昭君出塞》等就使用了这种字体。隶书以字体平正、稳重的特点，烘托出画面人物的品格。

　　儿童书体——如T.51《童话--"咕咚"》、T.86《儿童画选》等邮票，模仿儿童稚嫩的书体，画面内容与字体浑然一体。

　　“行书”字体的铭记不多见，仅见于T.92《儿童》（附捐邮票），这可能是因为行书个性色彩较浓的缘故。

　　以上所谈，挂一漏万，错误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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