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过,美术馆的发展总要经过几个层次,从最初的“艺术家的美术馆”,发展到“艺术史的美术馆”,再到“公众的美术馆”。这句话也适合用来概括广东美术馆十年来的发展。在美术史的建构、研究上,在公众艺术教育的推广上,广东美术馆取得了不少值得记取的成绩,成为国内其他美术馆的“标杆”。广东美术馆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现今建设美术馆一条值得借鉴的道路。”
“当时只有我这样的‘傻子’才会来”
广东美术馆建成的1997年,被称为广东的“美术馆年”,何香凝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等总共6家美术馆都建成于那一年,可以说是美术馆在广东迅速抬头的一个时期。但事实上,广东美术馆早在十几年前的1984年,就由当时广东美协主席团向省委提出申请,并且在1987年开始筹建。
在最早美协的申请中,提的是“广东美术展览馆”,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最开始的定位。老画家林杭生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退休,担任了第一任广东美术馆馆长:“最初美协提议建这个馆,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收藏、展览经典的艺术品。至于具体怎么建起来,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建筑,有什么样的机构组织,完全一张白纸,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广东有广州艺博院这样的艺术类博物馆,但当时大部分的美术馆、博物馆主要的作用是收藏和展览。美协那批倡建美术馆的艺术家们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建就得建真正意义上功能齐全的美术博物馆馆,而不是单纯的展览馆。
但这个问题要向主管部门说明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林杭生说:“当时广州只有文化公园有一个艺术展馆,主管的领导都以那里作为参照的标准。他们说,我周末带我孙子去文化公园,逛了半天馆里一个人也没有,你们还要花那么多钱建一个更大的干什么?”
实际上,即使是筹建者也对这所美术馆的未来充满了怀疑。现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也是筹建组的成员,他记得直到美术馆开馆的时候,当时的美协主席汤小铭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今后这个美术馆能不能活下去,会不会变成卖衣服、卖家具、出租场地的地方。”对美术馆定位的茫然、前途的忧心是很多人的心声,以至于林杭生招人的时候,几乎所有比较出色的画家都不愿意来,原定的两位副馆长也婉辞了这份工作。“当时只有我这样的‘傻子’才愿意来。”王璜生开玩笑地说:“很多人都把美术馆想成一个不汤不水的展览馆。再说来这里工资又低,工作又忙。我也犹豫了很久,才决定调过来的。”
尽管如此,筹建的工作并没有被耽误。艺术家们花了很多精力向省政府要钱、要地,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得到三千九百万的建设经费和三万多平方米的土地,选址二沙岛。1980年代的二沙岛空旷荒凉,遍地茅草。在破土动工前,艺术家们还特意在广东美术馆的选址处搭起帐篷,露营写生,作为纪念。当时没有多少人能预见到今天二沙岛、广东美术馆的气派。
第二届广州艺术双年展的作品《买就是创造》。
一座美术馆,筹建了十几年
“最初省政府批准建馆的时候,就提出要求:建成的美术馆要保证20年不落后。”林杭生回忆:“但究竟怎么样的美术馆才是真正时代需要的,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对外交流的途径非常有限。“当时没有资金出国考察,也没有条件请外国的专家来指导,只能另外想办法。”大部分人没有出过国,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早年出国、留学的艺术家身上,请他们讲一下印象中的西方美术馆的样子。“1987年美术馆筹建办开了一场咨询会,请来廖冰兄、黄笃维、潘鹤、林墉、梁明诚、郭绍纲等很多艺术家,他们中很多人有过出国经历,像梁明诚在意大利学过雕塑,去过不少美术馆。通过他们我们知道了西方美术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艺术家们的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几点:“美术馆首先要有展览陈列的功能,然后有收藏的条件、研究的机构,还有公民审美的教育,都是最起码的功能。另外像展厅、库房要求恒温恒湿,美术馆要对画家、流派、美术史都有相应的研究,诸如此类的基本要求,都是老艺术家们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尽管有了模糊的概念,但真正要设计出一座美术馆的硬件和软件,对筹建者们来说还是一大难题。“我们光知道房子要尽量大,但是多大才算大,谁也说不清;光知道建筑各项功能要分开,展厅、库房、办公场所、研究机构应该互相独立,但究竟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合适的,心里完全没有谱。”筹建组花了几年时间设计、论证,光建筑方案就制订了十几个,不停地推倒重来。1991年美术馆正式开工,直到1997年才真正完工,十几年的筹建过程,历经了三届省委省政府和三届美协主席团的变迁。“最终广东美术馆的建筑建成后,还是很受肯定的。”
林杭生在1995年带了20多人到美国自费考察,20多天里走遍了美国东西部所有主要的美术馆、博物馆:“那时我最直观地学习西方美术馆的做法,从人家展厅怎么布置、藏品怎么收藏,到机构如何设置,甚至到墙上用什么样的钩子挂画,都认真地看了一遍。还有很多基本的标准,比如恒温恒湿究竟是多少温度和湿度,展馆里用什么样的灯光照明之类,这些都是出国学习才获得的。”
美国之行让林杭生明确了一个概念:“我们称之为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的机构,在西方统称为艺术博物馆,它们都具有展览、收藏、研究、教育等功能,只是每个馆的方向有所不同。广东美术馆属于艺术博物馆,重点是以书画、雕塑、陶艺之类的艺术品为主。”
1996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将新馆设计方案提供给了广东美术馆,也给了林杭生他们很大的启发:“我发现我们的建筑设计里忽略了运送藏品的‘无障碍通道’,只设计了残疾人的无障碍通道。从库房到走廊到展厅,应该没有任何台阶,所有的门也应该等高等宽,才能保证藏品一路运输畅顺。幸好在装修的时候弥补回来。”
今天看来,广东美术馆从硬件到软件都有相当的专业性,十几年筹建过程中的探索和努力没有白费。在美术馆成立伊始,林杭生就为美术馆确立了收藏、研究、展览、教育、交流、服务六个基本的功能:“以展览为中心,以研究为龙头,收藏、教育的功能作为协作。”1998年一年,一共举办了43个展览,其中包括12个外国展,出版了22本画集,并且接待了13万人次的参观人数。因为定位准确,广东美术馆刚一成立,各方面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
打开局面得益于史学思路
不论是林杭生还是王璜生,前后两任广东美术馆的馆长在谈到治馆经验的时候,都把“学术治馆”放在首要的地位。王璜生说:“我们建馆才十年,在一些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跟经营了五十年的美术馆相比,但在对美术馆功能的诠释和体现方面,广东美术馆做得比较到位,更国际化一点。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学术有自己的判断和坚持。具有这种学术自立的能力和能量,才能保持自己独立、理性的文化立场。”
如果说广东美术馆探索了在中国如何建立起艺术博物馆这条路,那么“学术治馆”就是最重要的路标。“美术馆必须是为历史负责的美术馆,从策展、收藏到研究等等,都需要有一种史学的眼光,这一点从建馆一开始就很明确。”王璜生回忆道。他在任广东美术馆馆长之前,是业务副馆长,美术史论的学院背景为他的“以史治馆”理念提供了很好的先天条件。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术馆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展览,而应该面对美术史,主动策划展览。”
广东美术馆最初得以打开局面,可以说得益于史学的思路。“在收藏方面,当年广东的很多名家,比如‘两高一陈’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还有关山月、廖冰兄、杨之光等一批老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或者建了专馆,或者大部分捐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这样的形势底下,我们很难争取到他们的作品。”广东美术馆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1997年,我们打算办一个杨之光的展览。当时就和杨之光提出,能不能把他与主题性创作相关的草图、写生稿全部给我们。因为作为美术史研究,像这样一种深入生活的主题性创作,留下来的草稿很能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杨之光很认同这一点,把200多张草稿全部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做他的展览同时也做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创作与生活》。”广东美术馆用一种学术上很有意义的方法开展收藏,打开了局面。
相似的例子有不少。当时廖冰兄的作品虽然多数已被收藏。“但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就是香港时期的所有漫画草稿,300多件,于是收藏了进来。今后研究廖冰兄、研究廖冰兄香港时期的创作,一定绕不开我们这批作品。”王璜生自豪地说。他认为,相对于别的艺术博物馆成批收藏几位大家作品的做法,广东美术馆的特点在于对美术史的“面”的关注,同时关注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关山月的《龙羊峡》,这件作品是他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我们盯住了,收了进来。陈金章的《虎跃龙腾》也是类似的现象。我们非常注意‘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