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诞生 1932年

　　弗里达·卡洛的故事开始和结束于同一个地方。一幢一层楼有着许多绿窗户的蓝房子位于伦德雷斯街和艾伦街的交叉处，它是女画家的家，也是她生后的博物馆。这里有弗里达·卡洛的调色盘和画笔，床边放着迪戈·里维拉的毡帽；衣橱上写着：“弗里达·卡洛1910年7月7日出生于此。”院子里的蓝墙上也刻着一行字：“弗里达和迪戈1915年至1954年生活于此”。这个地方见证了弗里达·卡洛一生三件重要的事实：出生、结婚、去世。 　　

　　弗里达是一位美丽的女人，稍有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两条美眉在前额连成一线而并不断开，性感的嘴唇上依稀可见一撇胡子。杏人状的眼睛是乌黑的，眼神稍稍有些向上外睥睨。她的智慧和幽默就在那双眼睛里，她的情绪也表露在其中：或好奇或迷人，或疑虑或内敛。她的眼光有着一种让人无从掩饰的锐利，觉得犹如一只豹猫所注视。 　　

小鹿 1946年

　　她的父亲是一位十分考究的摄影师，他照的照片正如女儿的绘画一样，从不投机取巧。弗里达小时候是个很淘气的小女孩，七岁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细长而不太结实，脸色忧郁、表情显得很内向。变化的原因是弗里达六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弗里达曾经是自我迷恋和开朗外向，这形成了她成年后的性格特征。可病让她意识到内心世界的白日梦与外部世界是极不一致的，弗里达的梦里有一个决不会抛弃她的知己，这是她画双重自画像《两个弗里达》的出典，这个孤独的小女孩1938年画了《墨西哥的四个居民》，其中有一个麦秆人，象征了墨西哥生活的脆弱和痛苦，是贫穷、骄傲和梦想的生动结合体。 　　

　　1922年，弗里达·卡洛进入了墨西哥最好的国立预科学校。在这女生不多的学校她是个假小子，她在学校时还有过同性恋的经历，曾因恶作剧差点被开除。在这里她结识了不少文学团体里的朋友并与杰出诗人卡洛斯佩利塞成了关系很深的朋友，她天生就喜欢不平凡的人物。 　　

　　学校请一批画家来画壁画，年仅36岁就已世界闻名的迪戈·里维拉是最有个性魅力的一位，他的超凡魅力和青蛙一样的外貌吸引了弗里达。她在他要经过的台阶上洒了肥皂水而他根本就没有跌倒，由于她的恶作剧被里维拉挫败而不无折服。弗里达与几个女生谈起各自的生活目标时说：“我的目标是为迪戈·里维拉生一个小孩。 　　

披散头发的自画像 1947年

　　有一天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的。”尽管如此，学生时代，她是卡丘查的领袖人物阿里亚斯的女朋友。她写给他的信鲜活地展示了她从一个小姑娘进入青春期最终成为一个成熟女人的发展进程。它们还显示了她极具诱惑性以及那种倾诉自己生活和感情的强烈冲动，一种最终驱使她画大部分自画像的内在需求。她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画成画——《一个吻》、《生病在床》等。18岁时，弗里达已变成了一个挑战传统道德的摩登的年轻女人。 　　

　　一次意外的事故改变了弗里达的生活，这是一次车祸，断了的扶手从弗里达身体的一侧刺入从另一侧穿出来，高度是在骨盆的位置，她平生第一次手术。她告诉阿里亚斯：“一到夜里，死亡就来到我的床边跳舞。”她的第一幅真正的画《自画像》是这时送给阿里亚斯的，她成功地将自己画成一个美丽的、脆弱的、但有活力的女人，以一次视觉上的恳求在觉得失去最爱的人的时候所作出的一种爱的赠予，以至后来她的自画像成了她命运起关健作用的有魔力的护身符。在整个一生中，弗里达运用她的聪明、她的魅力和她的痛苦来牢牢控制那些她爱的人。然而，弗里达日渐增强的痛苦和渴望使他们的关系难以维持下去。 　　

　　从1925年起，弗里达的生活是一场对付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的磨难。她从开始画画作为消遣到后来慢慢地沉浸于艺术之中了。她画死亡，她喜欢说“我逗弄并嘲笑死亡，所以它不让我好起来。”但她不画车祸，然而这次车祸却将弗里达引向了绘画，作为一个成熟的画家，来画她的思想状态——来定格她的发现——用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事。痛苦与力量两者都渗透在她的绘画之中，最具特征的画是《破裂的脊柱》。　　

　　1927年弗里达又可以过常人的生活了，虽然没有恢复学业，但她又一次加入了学校的朋友中间。1928年她由朋友蒂娜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在蒂娜家的一次聚会上再次遇上了42岁的也是共产党人的迪戈·里维拉，风流的他刚巧是空缺女人的时候，于是，她用新的爱情来替换旧的爱情。在两人相识之后，这对大象与鸽子的恋情迅速发展，弗里达吸引他的地方是她那敏捷而非传统的头脑，但他也觉得她的麻烦是太现实。这期间弗里达开始以一种新的自信和专注来绘画，她模仿里维拉的风格，但他对她说：“你必须专心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她在早期的绘画中采用纯朴的民间风格刚好掩饰了其绘画经验的缺乏，后来这种原始风格成了她个性化的选择。他们于1929年8月21日举行了婚礼。 　　

我和我的鹦鹉 1941年

　　但这个马克思家庭并不长久，因为迪戈·里维拉——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被一群斯大林分子所攻击，他将自己开除了党，弗里达也因此退党。他继续画画工作与参加活动，她则照顾他。一位艺术家形容：迪戈和弗里达是墨西哥的一道精神上的风景线。弗里达结婚以来画的第一幅画是一位裸体的印第安女人。她一生总是穿着艳美的特旺纳服装（她的奶妈是印第安人），她在日记中写道：“那种特旺纳服装创造了‘唯一的某个人的不存在的肖像’－－她那缺席的自我。”随着岁月的流失，弗里达的衣着成了她对付孤独的解药。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里达犹如一个墨西哥彩色陶罐，一个有着漂亮边饰的容器，里面装满了糖果和惊喜，但注定是要被粉碎的。 　　

　　1932年，里维拉在美国成为“大西洋海岸最热门的人物”，弗里达是他最个性的陪衬。弗里达怀孕了，却在三个月后流产，不能再有孩子，弗里达画了她第一幅在金属板上画的画：血淋淋的《享利、福特医院》。弗里达的许多画都表达了她对生育的迷恋。里维拉是一位不忠的丈夫，但她即使恨他的时候也是崇拜他的，他们是狮子的结合，她了解他的需要，渐渐地将自己变成里维拉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支柱。随着她的病痛减退，她采取了某种画家的架势，既认真又不恭，以轻松的格调画了《底特律的橱窗》。弗里达思恋墨西哥，9月得知母亲患癌独自回国陪伴家人，10月返到里维拉身边创作了《我的出生》，底特律报采访她时，她已有相当的沉着与自信了。1933年，里维拉因画又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中，弗里达出席各种抗议集会，是丈夫忠诚的捍卫者。弗里达不喜欢美国，美国在她的眼里就像一个破旧的村庄，这也是她与里维拉的另一矛盾冲突，她用画讽刺美国，经过反复地争吵，终于在12月回到墨西哥。 　　

　　新家是一幢红房子和一幢蓝房子中间由一架天桥相连，隐喻了他们之间那种独立和相对的奇怪关系，有报道称这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存在于男人与女人的住房之间。此后的两年，弗里达“被生活谋杀”，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发生了暧昧关系，这件事将弗里达从可爱的妻子变成了更加复杂的女人，弗里达的痛苦难以名状，画下了《稍稍掐了几下》。她搬了出来，这是许多分居中的第一次。她想尽量忘记此事，但3年后的《一道开裂伤口的记忆》还能看出那种延续的影响。或许是为了平衡痛苦并且重拾自信，芙瑞达开始在两性恋情间漫长的征服与被征服道路上徜徉，她被迫学会了独立自主，当然她仍然在迪戈的轨道上闪耀和发光。1939年，两人离婚。然而仅仅一年后，这对彼此依然深爱对方的夫妻再度复合，弗里达说：我们是饥饿与食欲的结合。 　　

　　弗里达充盈机智，有点男孩气，又极具女人味，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宿命的认可。在此期间雕塑家诺古奇爱上了她，苏联的政治人物托洛茨基也爱上了她。法国诗人及散文家布雷顿形容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如在德国浪漫主义最辉煌的岁月里一样，是一位有着全部诱惑天赋的女人，一位熟悉天才们生活圈子的女人。” 　　

　　弗里达一生经历了大小32次手术和3次流产，最终瘫痪，依赖麻醉剂，但她从未停止绘画，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她画“如果我有翅膀，还要腿干什么呢。”弗里达曾对自己被列入超现实主义的殿堂感到惊奇，她拒绝这一标签。她的绘画中充满了现实的爱情和伤痛，“没有比这些绘画更女性化的艺术了，据此，为了尽可能地具有诱惑力，只能尽量交替地运用绝对的纯粹和绝对的邪恶。弗里达、卡洛的艺术是系在炸弹上的一根带子。”弗里达探索即时体验和现实感觉中的惊奇和谜团，这种直率与超现实主义的隐晦和省略恰成对照。她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但她说《水之赋予我》“它是消逝岁月的一个场景。她表明是与时间和孩提时的游戏及她生命中发生的悲惨事情相关。”弗里达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艺术。　　

　　1953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最后一次画展上，弗里达告诉记者说，“我不是生病，我只是整个碎掉了，但是只要还能画画，我都会很开心”。一位评论家在《时代》周刊以一篇题为“墨西哥式的自传”的文章中写道：“要将她的生活与她的艺术分割开来是很困难的。她的画就是她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