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箭《从失语到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把“捧派”与“骂派”同时并置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语境中进行描述，这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是具有建设性的。文章题目“无聊批评”是从王南溟的“无聊艺术”那里得来，它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语境中对应着“无边吹捧”的“包治百病”和“无边漫骂”的“一概全是孙子”。王小箭总结两者为“捧派”与“骂派”。 而同时对二者加以并置，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可以平等的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思考。

其实无论是“捧派”还是“骂派”它的存在都是有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二者肆意的、越轨的发展到“无边”的地步，不免有些变态。而人们通常极力声讨“捧派”却忽略了“骂派”，也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尴尬局面的产生。那就是在通常情况下不能说“有多好”只能说“有多差”，只要有一个略显“暧昧”的“好”字出现，就会使今天的“骂派”“怒发冲冠”起来。那种感觉像要把人吃掉一样。奇怪的是大众人群对“骂派”颇有好感。相比，无论你的“好”说的再恰到其处，在大众眼里“捧派”总是那么不讨好。这就是当今大众非常奇怪的心理疾病。这种心理疾病的病因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两者的对等性，忽略了两者的主体都属于公共领域范畴，两者都具有公共话语权。而今天的“骂派”却疏忽了这一点，它的思维模式是“一概全是孙子”，用“谁都不对、只有我对”的语气来争夺当代艺术批评的话语权。这种做法极为错误的。因为二者都属于公共领域范畴，且具有对等的公共话语权，谁也没有权利去剥夺别人的话语权。举个例子：在现代社会，公共话语的突出代表就是大众传媒，拿广告来说。我们有谁见过在公共领域百事可乐广告说“可口可乐是农药的”？没有吧，就是这个道理。而且，相比无边的“骂”来讲，恰到其处的“捧”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我们综观美术史，其中没有一个画家因为被骂成“坏”而被记录在美术史中。整个美术史就是一本“捧”的历史。如果没有恰到其处的“捧”哪里能有今天的美术史。凡高在活着的时候没人会说他好，没人愿意出钱买他的画除了他的家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凡高在今天怎么就好了呢？怎么就成大师了呢？无疑，是美术史对他恰到其处的“捧”而不是“无边的骂”。这么一看，今天的“骂派”的确又显得并不那么尽如人意。清醒的人会发现，今天的“骂派”以其“无边际漫骂”的达达属性标榜了它是一个破坏者。 就拿盖房子为例，盖房子属于一种建设行为，盖房时需要技术、材料等等一系列的物质基础。但是拆房子就没那么麻烦了，它是一种破坏行为，破坏远比建设来的简单、来的狠、来的快。而这直接导致了“两三个好字前，听取骂声一片。”的尴尬局面。正如王小箭所说的那样，“捧派的难度是能否侥幸被艺术家选中”、“骂派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捧派名人公开亮相来捧”， “捧派的这种困难的双向选择必然导致骂派批判对象的紧缺，于是便出现了一有机会，骂派就群起而攻，没有机会的时候，骂派内部的“三老四少”就成了新骂派骂的对象。”就这一点来看“骂”水天中与吴冠中“胆小而萎缩、精明而圆滑的”式的语句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王小简所言的那样“具体的操作程序是，市场经营者用钱指挥艺术家‘推磨’，艺术家把钱的一部分拿出来指挥批评家‘推磨’”。一点没错，西方大量的资金涌入中国艺术市场，后殖民文化对中国艺术的垄断是导致批评家失语的直接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迫使失语批评家朝着两个重获话语的方向各自发展，“捧派”与“骂派”。 发展至今的“捧派”是以“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为原则开始了“恰到其处的捧、吹捧、无边的吹捧”。至于今天的“骂派”虽洁身自好却更是因失语开始变的疯、变的狂直致“大惊小怪”、“胡言乱语”起来。可见这两条路发展至今都是离经叛道的、无聊的、病态的、背离了批评家的社会良知与知识分子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崇高属性的，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我并不是反对“捧派与骂派”，也不是全盘否定二者对当代艺术批评建构与矫正的时代意义。我只是反对越轨的、无边的那一部分。“捧派”与“骂派”做为艺术批评领域中两种不同性格特征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批评，从而共同推动当代艺术与批评的发展、进步。相对的对立和良性的互补这才是二者合理存在的伊始。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相互攻击，相互争夺其话语权的“无边”地步。最后仅希望“捧派”中“体制内的、专家型的、犬儒的、追逐名利的”批评家们能够变成“自由的、无机的、业余的、无功利的”批评家。而这也正是今天的“骂派”批评家们应该回归的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