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秋猎图》，画中峻岭逶迤，川流婉转，丛林茂密。其间千军万马，战剑森严，如临战阵，而实在围捕野兽。其队伍之雄壮，场面之宏大，副人之势气，令人震撼。这样的画面，且画的又是少数民族，於中国画史上，极为少见。据其画意，所画非一般狩猎活动，其中主要人物，为一身着红袍骑着白马并有黄伞盖遮护的中年男子，他右手执鞭，回首正与身後扈从说话(图1)。鞭听指处，有一身穿蓝小褂骑花马的少年男子，正在追逐一头鹿(图2)。鹿已中箭，企图逃跑，当然它是跑不了的。少年虽然是画中的第二主人，但是却是万人注目的对象。这就不难猜出，他与身着红袍者之间的关系，及着红袍者喜形於色所说是什么话了。此俩人，处於全画的中心，所有人物、景物的安排，都是围绕着他们而展开的。故这次狩猎活动非同寻常，其中包含多层寓意。

　　一、名为狩猎，实为军事演习，借以试探人心，宣扬军威。所画将士如云，特别是其中有披甲战马，是一般狩猎中用不着的。

　　二、着红袍者虽为第一主要人物，但少年却是众人追捧的对象，是在有意制造舆论。

　　三、按《史记 • 淮阴侯列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登焉”。少年获鹿，预示着他将来是中原之主。

　　那么，这个少年是谁呢？根据衣冠发式，他是蒙古族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第一个入主中原，统一全中国的蒙古族人是元世祖忽必烈，应当非他莫属。忽必烈的祖父是太祖铁木真，即，“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太祖死後，傅位给了三子窝台，即太宗，忽必烈的父亲名托雷，为成吉思汗第四子，一直协助窝台对西夏和金用兵，战功显赫。窝台死於征战途中，继之托雷亦死。汗位由窝台长子贵由继承，是为定宗，但只在位三年便死了。诸王子争夺汗位激烈，国中无主长达三年之久。最後托雷的长子蒙哥以养子身份继承汗位，是为宪宗，在位九年。汗位本应傅给其长子班秃，但班秃先他父亲一年便死了，忽必烈乘此机会便继承了汗位，时年四十五岁。

　　忽必烈自立为汗，虽然无人可阻挡，但也遭到诸王的反对。因为握有重兵，诸王反叛一个个都被他镇压下去了。据称，他在“潜邸”时，“思大为於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 • 世祖纪》)他一上台，大量引用汉族知识份子，称皇帝，立年号，定礼仪，即可谓“以夏变事”。可见他不但会用兵，战功卓著，而且长於心计，思虑较远。当他平息了内乱之後，立即向南宋用兵，终於统一了中国，实现了成吉思汗的遣言。即可谓“中原逐鹿”，惟“高材疾足者先登”是也。

　　忽必烈为一代枭雄，枭雄者多弄狡狯。倒如他麾军南下渡河时，说是有神人指点，可从浅水处徒步过去，後果然如此(事见陶宗仪《辍耕绿》)那么在继承汗位的过程中，制造点“吉兆”也是有可能的，在“获鹿”上大肆宣扬应在情理之中。惜未读《蒙古秘史》，未知其中有载否，有就教於高明。果真图中少年即忽必烈，那么身着红袍者有可能是成吉思汗，他死时忽必烈已有十二岁了。也有可能是他的父亲托雷，他虽没有登上大位，但被追赠为“英武皇帝，庙号睿宗”，与窝台同配享太祖。後人在仪仗礼制上作点夸张也是可以的。

　　画中人物之迷暂且如此，但画为何时所创作，又一迷也。因画中未有作者署款，无从由此考证。第一种可能，是忽必烈在位时期。第二种可能是武宗时期。武宗继位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他虽然是顺宗的长子，但却不是忽必烈傅位给成宗的直系。所以他一上台，第一道诏书就强调“朕为世祖(忽必烈)曾孙之嫡裕宗(曾为太子，未即位即死)正派，以功以贤宜膺大宝”。祖述一下先人吉兆，也不是不可。但图中画有吸烟者，猜测为元人大受质疑。

　　细检图中，有两处画有如现今仍在使用的土烟袋锅。一处在帐篷内，有一妇女持管正在吸烟(图3)。另一处则矮小正将烟管递予一老者(图4)。图象清晰，是烟管无疑。按一般常识，烟(菸)叶原产於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後，才傅向欧洲的。中国人种植菸草和有吸烟者，大约在明朝厉历年间。据闻是从菲利宾传过来的。菲利宾，古称吕宋；菸草，当时叫淡巴枯，应是外来语直译，至今日本人仍称此名。再早则中国史书无所记载。故此作则有“明人画”之说。但是，像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明人为什么要画呢？宫廷乎？民间乎？如果是宫廷，恰好明人取代了元人政权，画此不是在为敌人张胆，而灭自家威风？如系民间所为，如此巨大工程，为什么没有作者署名，及收藏家印记？或曰“清人画其祖进关之前”。然不惟服饰、发型绝非清人，且於情理不通。难道 乾隆皇帝及其侍臣们，不认识自己的先祖？“元人”之说，恰恰是他们定名。一杆烟袋管，是画中最为难解之迷。

　　我们认识历史，一是通过文献记载，二是通过实物资料。在甲骨文发现以前，我们对商代的认识，仅凭文献。而文献记载有限，数经傅抄，时有错讹，甲骨文的发现，即可证文献以补其不足，又可纠其讹误，加上越来越多其它发现，使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逐渐清晰。又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的发现，又把中国文字的创造发明，往前推了两千余年。也就是说，是新发现的实物证据，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我们原有认识，去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烟管的问题，只能说我们的认识还有不足，可以暂时存疑。但它在历史留下的形象资料却是惟一的，仅就此也足珍惜。按“菸”字，《说文》释为“从艹，焉声”。注语文“迕菸儿“，生於谷中”。又《康熙字典》引《广谬》解释说是《臭草》。“菸”何以“臭”，是否即为今日的菸草，这只有植物学家才能解决。中国人何时开始吸烟，中国或亚洲是也是否菸的原产地，有实物证据，也有待於将来发现。

　　或曰：“此临摹画也”。那么何时、何人所临摹？临摹时为什么要加上吸烟者？这不是削足适履吗！余谓此画为原创，其场面人事，非谙熟蒙古军族生活者所不能为。有许多事物和形象，在中国画史，是首次出现，甚至是惟一的，其可证明。

　　初视此画，似乎觉得画手技术不够成熟，但再三观赏，才发觉其过人之处，为其它画史所不能梦见。

　　首先，其布局代仅严，井然有序，表现出画家有驾驭长篇巨制的能力。全画结构分为三段，首段为出猎的准备，中段为少年获鹿，末段为大规围捕。段落分明而街接自然。

　　其次，人物众多，有聚有散，忙者自忙，闲者自闲，各自有态，生动活泼，表现出生活的各个层面，丰富多彩。例如闲者当中，有坐着打瞌睡者，有随意躺倒者，有伸腰打哈欠者，有帐篷内偷睡者，有斗鹌鹑者，有饮酒者，不一而足，神情姿态各异。所画动物也繁多，家养者有马、驼、牛、羊、古犬等，野生者除鹿之外，有虎、豹、狐、獾、兔、野猪、猿猴、山羊等(图5)。猿猴应不属草原动物，或可暗示其远征过川、黔等地。其中有一只猴子把射来的箭接在手中，似乎在与射者挑逗(图6)。没有亲身经历或听说这样故事的人，如何能想象得出来。

　　其三，寓意深远，安排巧妙，不见斧凿痕迹。例如狩猎中，第一入眼者为少年获鹿，其它虽多，却不足以铭心。此外在少年的头顶上方，有二人抬一巨鹰(图7)。此鹰倍於它鹰，可知其非凡鸟。这也是一种暗示，少年的未来，有如大鹏展翅，一举冲天，便非同凡响。另外草原民族从遥远的古代起，对鹰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於崇拜，把英雄比做雄鹰，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会被其瞒过。

　　其四，作者很会处理大场面。如获鹿一段，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表现出军威的雄壮，气势如虹，有一种振慑之力。又如围歼猛虎一段，有声有色，令人惊心动魄(图8)。听画武器，十分奇特，在古代绘画中，前所未见。画家又忙里偷闲，於结尾处树丛下，画有三只小兔(图9)。它们是漏网之鱼，惊魂犹未定，正在寻找藏射之地，所谓狡兔有三窟者。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其五，画中有众多的妇女，前述在帐篷中的吸烟者，和其女伴，正在裁剪缝补衣服，并带看小孩。有的在负责向将士们发放布帛，有的在烧水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众多女兵，这是中国古画中绝无仅有的(图10)。在着红袍者身後不远处，有一顶黄嶱盖，其有一妇女怀抱婴儿，她应是皇后(图11)。在她前面有女兵前导，两则有持扇仪杖，在後是骑马挎箭的女战士，迤逦沿着山路款款而行，那雄纠气象，真不亚於沤眉。女兵，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曾经出现过，那只不过是一些宫女闹着玩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女皇帝、女军事指挥官，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南北朝时花木兰替父从军，却要化徬成男人，可见当时不征招女兵自古受儒家思想影响，女子不出闺门，只在家干活，男女之间，有条鸿沟，所谓授受不亲。而在此处，妇女大大方方地承担着任务，女兵们与男兵们并驾齐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色。这可能与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和成吉思汗的政策有关。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後，实行分户口奖赏的办法，将军事与政务与生产一体化，平时只收贡赋，战时则成为战士。他东征西伐，纵横欧亚大陆，可能是随带家属一起行动。所以则将妇女们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用以保卫後方。画中的女兵队伍，应是这一体制的表现。可以补《元史》的失载。由此也可断定，其所画内容，应是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前的事情。这是中国历史有图象可考和记载的第一支娘子军，仅就这一点，这件作品就足以珍贵的了。

　　从忽必烈登上皇位弥起，至元朝灭亡，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而在绘画上，真正表现蒙古人的生活的绘画作品却少得很可怜，像这样的长篇巨制，不但弥补了历史的失载，也称补了画史的缺落。此件在本幅和拖尾上，仅有乾隆和宣统几方印章，说明它未曾流落到民间。我估计是由元宫廷到明宫廷而至於清宫廷直接传承下来的。因为这两次改朝换代中，宫殿都未曾遭受大的破坏。只有在溥仪盘踞宫禁时期，它才第一次出宫。今日回归，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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