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安身立命之所终究是在语言那里 刘铮供图

　　在文学中，隐喻(Metaphor)无疑是最常见的修辞法之一，然而，在浩如烟海的绘画作品里碰上它的

　　这是在橄榄球赛场上。从美国来的“NASA外星人队”的队员，躲过了对手的阻截，成功地投出了一个又高又飘的球。漫画家没有直接画出在空中疾飞的橄榄球，而是相应的位置上画了一艘射向星空的宇宙飞船。不必多做解释，我们都看得出，这正是一种隐喻。

　　尽管罕见，不过在艺术史中，这类隐喻的先例也还是有的。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阿玛翠斯迪考拉(Coladell’’Amatrice)就曾画过这样一幅作品：圣母玛利亚在以奶水滋养炼狱里的鬼魂；画面上，玛利亚的双乳像洒花似的，喷出一股股又细又长的乳流。显然，这一隐喻在恩典与奶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修辞关系。

　　不过，我不晓得旁人的感受如何，对我自己来说，无论是飞船的隐喻，还是奶水的隐喻，都显得太陈腐。将疾飞的球比喻成飞船或炮弹，不是已在我们意料之中了吗？或者，至少不在我们意料之外。同样地，将恩典跟奶水、粮食、春风、细雨联系到一块，不也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按修辞学家的讲法，飞船和奶水不就是所谓“用滥了的隐喻”

　　(Worn-outMetaphor)或者“垂死的隐喻”(DyingMetaphor)吗？就像“女人二八一枝花”那样，是我们听了之后丝毫激不起审美感应的辞格。眼下的问题是：绘画中到底可不可能有热辣鲜活的隐喻？假如压根没有的话，那造成这一局面的根由又是什么呢？

　　请允许我先说出自己的结论：绘画中是不可能有所谓“活生生的隐喻”(LaMétaphorVive)的。这是由绘画中隐喻的表现形式所内在决定了的。我们注意到，在《Eyeshield21》那幅漫画里，只出现了喻体(Vehicle)——宇宙飞船，却没有出现主体(Tenor)——橄榄球。在阿玛翠斯迪考拉的画里，也未尝不是如此，主体(恩典)总是隐藏在喻体(奶水)后面。我们之所以能透过喻体的帘幔，看到隐匿着的主体，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这个隐喻本身是陈腐的，是半透明的，我们才不假思索地认出了主体。可是，在文学的“活生生的隐喻”中，主体并不具备这种“易见性”。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此道理。波德莱尔有这么一句诗：

　　我们的灵魂是一只三桅船，寻找着它的伊卡里亚岛。(Notreameestuntrios-matscherchantsonIcarie.)

　　试想我们该如何用绘画的手段表现此隐喻。是不是该画上一只三桅船，画上迷离烟水，画上缥缈的海外仙山？但问题来了，作为隐喻主体的“灵魂”怎么安顿？我们能透过水上的那只船，看到隐匿着的“灵魂”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绘画所能表现的隐喻注定了是“垂死的”？或许，隐喻的安身立命之所终究是在语言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