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的确立

　　“北京长话大楼”建于1975年，楼高94。17米，比北京饭店1974年落成的东楼（90。95米）要高，也高于1954年落成的北京展览馆的尖塔（90米），作为当时北京乃至全国最高的建筑，登入方寸，理所当然。况且中国的普通邮票向来喜好把北京的新老建筑作为票图的选题。

　　二、确定发行的时间

　　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可以发现，“普20·北京风景图案”的发行时间是1979年4月2日，跑在“普19”的1981年6月5日的前面，由此我们有理由推估“普19”应最晚在1979年初就已经确定发行。

　　但据悉1979年初确定的“普19”并非单枚成套的“长话大楼”，而是6枚一套的“邮政机械”。但由于种种原因，“邮政机械”未获准通过，胎死腹中，而高面值的“普20·北京风光图”又因急需而“越号”发行（在普19未出炉之前就用“普20”的“番号”匆匆出发），邮电部于1979年3月27日以（1979）邮票字第233号文件通知，定于1979年4月2日发行“普20·北京风景图”普通邮票三枚，为雕刻影写版套印，票幅为25X40mm。于是留下了“普19”的空缺，而姗姗来迟的“长话大楼”是为了填补空缺才应运而生的。尽管我们不清楚“邮政机械”被否决的确切时间，但从1979年4月“普20”发行到1981年6月“普19”发行，时间长达2年又2个月，“填补”一说难以自圆。再则“普19”与紧随其后的“普21”发行时间仅仅相差3个月，为什么不让“普21”来“填补”“普19”番号的空缺呢？普票的志号没有印在邮票上，空缺的填补远远要比纪特票来得方便。由此推测，“长话大楼”的发行似乎不是仅仅为了“填补”，应该还“另有原因”。

　　三、“另有原因”的推估

　　“普19”8分单枚票的设置很可能还有出于取代“普18”的8分票——“农业学大寨”的考虑。1978年6月30日发行的“牧区学大寨”特种邮票之后，“大寨：已开始不再出现于新邮票上了。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凡是”遭到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象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大寨”的样板地位受到了动摇，“农业学大寨”出现在中国一枚使用最广泛的普通邮票上已不合时宜。在成套的“邮政机械”方案遭到否决，以较快的速度拿出单枚的方案作为权宜之计无疑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四、设计与印刷的延误

　　1979年拨乱反正，百废待举，邮票也不例外。从1979年初到1981年6月，多套纪特新邮竟相采用雕刻版，如国际题材的“斯大林百年”、“三八妇女节70年”、“列宁110年”以及“古代科学家”、“传邮万里，国脉所系”、“铁路建设”、“庚申年”、“植树造林”等都采用了影雕套印，而对外交往的迅速扩大又急需一套高面值的雕刻版的普票（普20），因此相对没有时间压力而印量又较大的“普19”在设计和印刷安排一再被拉后，最终拖到了1981年的年中。邮电部1981年5月21日以（1981）邮票字第501号文件通知，“定于1981年6月5日第19组普通邮票一套，共一枚。图案内容为北京长话大楼，面值0.08元，规格30x40mm，单色雕刻版印刷，背面刷胶。”它的发行时间几乎要与新一轮普票（普20·祖国风光）挤在了一起，最终似乎只能是与“长城”普票并肩作战，共同取代越发不合适宜的“普18”8分票——“农业学大寨”。

　　五、票幅的问题

　　“普19”票幅为30X40MM，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普邮之最大。普邮由于用量大，世界各国的普邮大都采用较小的票幅，以降低印刷的成本和更加实用。我国文革前之十余年基本确定了普邮小票幅的格局，从1950年发行的普1，到1964年发行的普13，都基本控制在这样的格局里。但文革中这一格局被打破，普票都加大了票幅，直到1974年的“整顿”之后，又重新采用小票幅，既1974年12月发行的“普17”。此后1977年3月发行的“普18”又恢复了文革中期的票幅，而“普19”则更大，明显地在票幅上一套大过一套。这多少是因为处于剧烈动荡的时代变化中政策与思路难于延续，再则“普19”单枚成套似乎可以成为“票幅大一点问题不大”的理由。如此票幅又进一步强化了“普19”的特种邮票的色彩。

　　六、首日封身价不凡的原因

　　在集邮市场上，“普19”的首日实寄封的价格至少是新票的50倍左右，“物以稀为贵”的法则显然。“普19”发行得比较突然，且普通邮票顺着邮政窗口走，邮政窗口又不一定要负责首日发行的义务，因此从邮政窗口流出的自然普通首日实寄封数量不多，落入集邮者手中的就更少。如今组集普票邮集的人日多，一封难求，自然身价倍增，同时导致伪造的首日封层出不穷。

　　七、艺术性

　　由于在时间上和票幅上的特殊地位，给了“普19”以强有力的表现空间，赢得了精雕细镂的契机，意外地成为普票中最耐看的之一枚：粗粗一看，它不大象当时的中国邮票，无论是颜色的使用，长话大楼的结构模式，还是构图取舍的角度，都有几分前苏联雕刻版邮票的风格。细细欣赏，更为它的精雕细镂而折服，每一个楼层，每一扇窗户，都在一丝不苟的雕刀下得到立体的展示。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如此立体的展示，那势必会使大楼产生模型感，这是中国建筑题材邮票设计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难题。而“北京长话大楼”上飘扬的旗帜、被风吹动的行道树，以及树下的行人，都成功地荡涤了模型感。最令人折服的是由于旗飘、树动、人走，三位一体营造出了这枚邮票强烈的动感，让人在仰头之间，微微目眩，觉得大楼天上的云团也在浮动！

　　美学家姚一苇先生言：“欣赏必须建立在对艺术品的真正了解上，构成一种复杂的心灵作用和思维作用，低回咀嚼，不释于怀，……”惊回首，“普19”出神入化，风姿绰约，许彦博的设计和孙鸿年的雕刻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于是在电话普及的今天令我有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北京长话大楼”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