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北京地区春季拍卖刚刚落幕，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成绩令人兴奋，于是就有人跳出来发出“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跨入了第三次成长浪潮”的断言。且不论这种断言正确与否，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本拍卖季各大拍卖公司成交价的第一名无一例外均来自“宫内”，皆属“御笔”或“御用”。

　　如中国嘉德的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珍禽图》，成交价2530万元人民币，创全球中国书画拍卖新高，吸引了海内外及两岸三地众多眼球；北京中贸圣佳的清高宗弘历《哀明陵三十韵》，成交价605万元人民币，创中国缂丝艺术品最高价；北京华辰的清圣祖《康熙御用对玺》，成交价390.5万元人民币，成交价创成对或单枚中国印章拍卖的最高记录。

　其中，《哀明陵三十韵》1996年曾在北京翰海以90万元人民币拍出，此次经20余轮激烈竞价，从180万起拍，一路上涨到605万元成交，时隔6年上涨了9倍余！

　　除去这些高价位的拍品之外，很多中下游价位的拍品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仅以今春北京中贸圣佳为例，康熙的《御笔朱子诗》，50万人民币起拍，143万元成交；乾隆《御临王帖》50万元起拍，65万元成交；乾隆《御临中山松醪赋册》20万元开拍，33万成交；乾隆《芝兰图》8万元起拍，17.6万元成交；同治的书法《水墨纸本镜心》，0.8万元起拍，8.25万成交。联系到近两年的各大拍卖会的交易动态，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宫廷艺术品尤其是皇家书画的市场欢迎度，由于买气的集聚而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皇家缘何“富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不妨从经济、社会等诸多层面上加以解剖分析。

　　首先可以归功于拍卖公司专业化运作的成功。

　　(1)拍卖公司普遍确立起来的精品意识。此次参拍作品，像《写生珍禽图》是众位鉴定大家所公认的宋徽宗赵佶的亲笔佳作，为赵佶的典型面貌。卷中所画墨竹同画史中记载的“繁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集处，微漏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完全吻合。说千载一逢，当不为过；中贸圣佳推出的王原祁的《仿宋元山水册》，笔墨精到，秀润可爱，令著名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爱不释手，而上海博物馆的单国霖先生则言：胜过上海博物馆已有的一套。另一件董其昌的《山水图卷》，预展时就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等分别把其复制品悬挂于书房，赞其“十分干净”、“没有一丝杂质”。

　　（2）注重对流传有续、 皇家著录之拍品的征集。

　　《写生珍禽图》曾经历代宋邓椿《画继》、宋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清安歧《墨缘汇观》、清内府《石渠宝笈》著录。中贸圣佳更是以做《石渠宝笈》著录拍品而在业内名声大震。皇家著录的显赫声名，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买家以安全感。

　　（3）宣传上的得力有效

　　《写生珍禽图》曾专程外赴上海展出，还曾同《孔子弟子像》一样曾荣登著名的专业刊物《收藏家》的封面。它们还频频露面于《艺术新闻》《中国文物报》《 orientation》等各类媒体。而据知情人士介绍，中贸圣佳还于拍卖图录之外，耗资二百万，把《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等精品做成专门的宣传册，印刷上全世界有可能出价在100万以上的有实力买家的姓名，专门发送给他们，结果，海外的19人之中，有17人亲临现场或通过委托、代理参与竞拍。其用心之深、之专业，不可不令人钦佩。

　　在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皇家这一领域的学术建设。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后对于皇家的美术史研究一直是个“盲点”。80年代欧美地区渐出现专项研究和专门家，90年代则伴随着“皇家赞助”、“皇家收藏”的专著和皇家美术品、皇家收藏品的大型展览成为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显学”。如以方闻为代表的美国“东部美术史学派”，以李铸晋为旗帜的美国“中部美术史学派”以及以高居翰为首的美国“西部美术史学派”皆推出了不少关于此一领域的学术成果。而于美术馆、博物馆频繁推出的专题展览和研讨会，无疑促进了社会公私机构的收藏活动，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以及欧美、港台的顶级收藏家皆是其中的领潮人，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愈演愈烈的收藏指向与风尚。

　　若从社会文化的层面，皇家书画尤其是清宫作品价格的不断攀高，也有着多重原因。一是清代皇帝多爱好艺术，对书画艺术不仅个人爱好，而且大加发扬光大，网罗海内外画界俊杰入宫作画，整理内府收藏，编辑著录等，其中乾隆是最为知名的了。所以晚近我们的清王朝，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极富艺术气质与修养的皇族。其他，像北南二宋，是中国历史上颇富盛誉的宫廷艺术的黄金时代，但距离过远，于人的心理期待，特别是收藏的可能性，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其二，中国人一贯潜在的崇皇心理，“皇帝老儿”的东西，自然是不同“凡”响；其三，皇家作品富丽堂皇，从材料选取到装裱、装潢均极为考究，无论是放置于公司，还是富豪家居装饰，都颇增颜面，“提升”品位。第四，是近20余年的清宫戏，如在大陆不断出炉的各代皇帝传奇，香港的“戏说”，风靡大陆港台的“小燕子”等，使得宫里人士红透两岸三地，造就了绝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

　　然而，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皇家的作品，尤其是清室作品，在艺术上难称一流。有时甚至是近乎恶俗，这早已是专业人士的共识。其次，清皇室作品存量颇大而绝非稀缺，从投资角度而言很难确定能获得长远的回报。

　　给艺术市场中的“皇家富贵”“泼凉水”或“降降温”并非是我们的初衷，但个中之隐患也必须明确指出，譬如古代著录的问题。现在市场中正流行一种观点：“如果不知道如何分辨真假，就去买《石渠宝笈》著录的东西”。的确，很多作品因曾为皇家收藏，尤其是内府著录之故，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似乎它们便是确定无疑的真迹、精品，从而客观上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心理、稳定心理。事实上，业界的很多人（包括部分所谓的“行家”和艺术史的学习者）也存在着过分信赖过去的著录，很少进一步思考，从而把一些推测与托名当作既定的事实。如《女史箴图》成为提到顾恺之所必提的代表性作品，但实际上该作在唐代并未被著录，北宋《宣和画谱》和米芾的《画史》首先把它归之于顾恺之的名下。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难道时代离得越远，掌握前代的情况会越清楚？！这在逻辑上是难以讲得通的。而这一原本存在巨大疑问的名作被《石渠宝笈》照单全收，影响直至当今，加一“传”字便被合法化，较少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暗自思来，其实是极为可怕的，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对艺术市场界——怎知其余7700余件著录的各色作品就没有类似之偏差？《宣和画谱》有问题，《石渠宝笈》亦同。

　　鉴定界的一个共识是，《石渠宝笈》计3编所著录的作品，并非件件真迹，更难称得上俱为精品。也就是说，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1、《石渠宝笈》著录；真迹；精品。

　    2、《石渠宝笈》著录；真迹；一般之作。

　    3、《石渠宝笈》著录；伪作；艺术价值不错或尚可。

　    4、《石渠宝笈》著录；伪作；仿制低劣，无多大艺术价值可言。

　    5、未曾为《石渠宝笈》著录而自称为其著录，虽然可能乾隆五玺或七玺全；一般为名家伪作；艺术水平较高或尚可。

　　6、未曾为《石渠宝笈》著录而自称为其著录，乾隆五玺或七玺全；艺术水准低劣。

　　这其中，第1种情况最佳，若顺利成交，卖家、买家、拍卖公司、媒体宣传等，无不皆大欢喜。若不幸未能成交——这涉及到各种因素——亦是媒体走一遭，众人眼一亮，专家饱眼福，同时也为日后时机成熟时再拍做了宣传、埋下伏笔。第4、第6种状况，对于行家、真正的收藏家而言，一般是不会予以关注。偶尔为地方财力突起派所沽，也是难以在拍卖市场上长久走下去的，通常不会形成大的危害。

　　可做文章的是第2、第3、第5种。这些作品价格起伏较大，有很大的回旋空间。 举例而言，今春一家著名拍卖公司的题为王蒙的《山水》，拍卖图录中的说明是，虽真伪存争议，但为《石渠宝笈》著录。然而，笔者遍翻《石渠宝笈》，仅见《石渠宝笈初编》《石渠宝笈三编》有题为王蒙的《画山水》，然其著录与拍卖公司所提供图录上的著录及拍品原作相对照，显然并非互相契合（详见《石渠宝笈初编》第734页、《石渠宝笈三编》第3318页，上海书店1988年版），显然这属于第5种情况。结果，这件估价为85-120万元人民币，最终以341万元成交，是其起拍价60万元的5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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