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黄杨雕熏炉形旱烟盒

　　明朝嘉靖至清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竹、木、牙、角雕刻艺术达到了空前繁荣和鼎盛时期。雕刻流派纷呈，名家辈出，高手林立。在传世的小型竹木牙角器具上不乏落有名家及普通艺匠名款的力作。然而同为这一时期集观赏、实用两全的竹木牙角雕刻的精品旱烟盒上却难觅刻家款名。这一现象颇费今人猜思，究其缘由与明清两朝皇帝及清后期的太平天国政权对烟草和抽烟的好恶有着密切的关系。

　　嘉靖年间旱烟初始，烟盒尚处雏形。万历昏庸奢侈，无所不为，旱烟逐渐遍及全国，旱烟盒已被视作有观赏功能的挂饰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崇祯继位后开启了中国禁烟之先河，他禁烟处罚之严酷，明清各帝无出其右。但说来可笑，他禁烟并非完全出自吸烟有害，而是关外清兵铁骑屡屡南犯，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古时，京城亦称燕，烟、燕谐音，吃烟忌为燕都失陷。故先严禁，后又从洪承畴请奏，下令开禁，允百姓买卖、种植烟草和吸食旱烟。

　　当时还虎踞关外的清政权在禁烟一事上，可谓与明最高统治者不谋而合，北南呼应，清太宗皇帝亦于崇德年间着令户部严申禁律，颁布禁烟告示曰：“户部示谕官民人等知悉照得丹白桂（烟名）一事，不许栽种，不许吃卖，若复抗违，被人捉获，定以贼盗论；枷号捌日，游示捌门，除鞭挞穿耳外，仍罚银玖两，赏给捉获之人。倘有先见者徇情不捉，被后人捉获，定将先见者并犯者一例问罪”。律令之严，令人不寒而栗。告示一出，烟案四起，处以鞭挞、贯耳、游街示众和罚银者不计其数，并牵连了众多地方官员。然吸烟之风已燎原九州，最后也不得不开禁。

　　康、雍、乾三帝虽都喜好鼻烟和鼻烟壶，并大力扶植，但从烟草与粮夺田，无益民生国计的高度考虑，对流传范围最广、吸食人数最多的旱烟仍下旨严禁。时人以“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的诗句描写康熙禁烟之力度。而乾隆亦力禁吸烟，但于其间又法外施恩，特赐其爱臣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晓岚旱烟管一杆，钦准在翰林院吃烟。至嘉、道虽也恶吃烟，但禁令已渐成强弩之末。

　　清后期太平天国的《天条书》中明令：“凡吃黄烟（旱、水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者斩首不留。”

　　如此反复无常，从崇祯至晚清这长达200余年中，时严时弛，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禁烟与收缴烟具的政策，已令时人每每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还有哪个文人、名家和艺匠敢抗逆圣旨而以名试法，在这不足三寸乾坤的旱烟盒上留下作为罪证的大名，从而引来杀身、投狱、革职查办之祸？因此清中期之前雕刻精湛的旱烟盒几乎都无款名。

　　清后期各帝、后视旱、水烟犹如米粮，一日不可缺，民间吸烟亦无犯律之虞。但是除了部分用金属批量制作的两用旱烟盒外，以竹木牙角骨等雕刻的旱烟盒亦多袭前人旧习，不治款名。这无疑给有幸传承至今的古旱烟盒的断代和研究旱烟盒的雕刻艺术流派、风格及各地域的民俗风情等带来一定的难度，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些许无奈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