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谁是体制的得益者？》由苏旅先生回徐维辛的留言。我以《与苏旅商榷“谁是体制的得益者？”》作应答。苏先生再以《答复程美信先生的几个问题》作为答复。为了方便阅读起见，我将来回几次文章转换为对话录。

（苏为苏旅，程为本人）

（一）

苏：首先不会是吴冠中，像吴这样的纯粹的风格型画家，无论在那个体制下的国家，自然会有欣赏者，人数的多寡而已。如果说吴得益于现体制，那就是在文革之前体制将绘画的形式美压制得太厉害，吴的作品因此而得益，那也是30年前的事而不是现在。

程：首先，欣赏吴的画不构成任何问题。众所周知，吴只是追求形式美的风格画家。问题是，将吴冠中狂吹乱捧实在具有很大误导性，特别“美即艺术”在中国已泛滥成灾的情况下，继续狂捧不免是一种灾难，许多画画的都把反映美的技术当作艺术的唯一真理标准。这是我们要批评吴冠中现象的本来目的。至于30年前反对形式美的文化专制，使艺术形式必须“统一”，但不能因此而一味儿狂抬形式美艺术，应当看看我们的社会、时代更需要什么艺术。这一切说明，吴冠中是体制不健全的最终受益者。历史的不幸和文化的专制，使得象他那样没有内在价值艺术成为最了不得的艺术。

苏：“应当看看我们的社会、时代更需要什么艺术。”我怎么觉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差不多?这好像也是另一种主旋律吧？

程：这应该看成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判断，不是主旋律的要求，譬如评判体制缺陷和主旋律文化的庸俗性，也是一种时代与社会急需的艺术之一。

（二）

苏：我们来看看谁是体制的最大得益者？最大的现行体制的得益者其实是反体制的作品，以方力钧、岳敏君、艾未未等前卫艺术家。反对的声音越高，得益越大。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而是在像欧美、台港等所谓民主体制之下，他们会有今天吗？其次是中国美协、画院等官办单位，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权利来获取利益有目共睹。

程：谁是体制（专制）的得益者？你的说法不知是在装糊涂还是真糊涂。方力钧、岳敏君的早期作品受到学术肯定（他们以后怎样不在本讨论范围，特别中国艺术家很容易被招安），它们的价值在于对制度与现实的批评精神。他们的成就不是制度赋予的，是他们曾经的勇气与良知的所换来的。在你糊涂意识里，是非因果完全颠倒，如同说医生得感激病人一样荒谬。没有愚民体制与愚民意识就没有吴冠中形式美的“风光”，只是吴冠中后来置身于美协体系只外，这不等于他在国家体制之外。更不可能象方力钧等人通过艺术去批判体制。如果你说病人有病是悲哀，但你不能说医生给别人治好病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苏：“没有愚民体制与愚民意识就没有吴冠中形式美的‘风光’”。不知程先生此论是什么样的逻辑和根据？你是不是说，在中国专制下还可以画吴冠中那样的画；如果那一天我们“民主”了，连画吴冠中那样的画都成为犯罪了？我没有曲解你的英明论断吧？

程：这里表达与理解之间完全错位。“没有愚民体制与愚民意识就没有吴冠中形式美的‘风光’”我的本义是指由于专制的影响，中国的艺术创作水平与民众对艺术趣味都还很低。人们之所以狂抬吴冠中是一种文艺落后的社会现象。这点可能源自“没有大师时代的大师”主题有关，你的说法是无前提的。画什么是另一码事，作品与外部（人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作用是最关键的。

苏:另外我说说我眼中的方力钧。其实方是一个最真实的画家，应该说他的画只是适合了某种政治需要而已。我们看方的早期作品，就是他真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光头大嘴，沉默的愤怒，无声的抗议，的确真实地表现了1990年代初期的他和整个民族的心态。当方终于成为艺术和经济的大腕以后，方那一系列满天花朵红云，大嘴的愤怒变成了大嘴的傻笑，无数的方在云端里不辨东南西北。方同样真实地描绘了自己和一批得益于体制先富起来的人群。这方面我非常欣赏方，这是一个性情中人。我说一句狠话：方和岳敏君们如果要他们说真话，会不会真像程先生所愿对现体制万丈深仇，我表示怀疑。

程：方力钧他们的作品意义和价值你也看到了。批评方式可以不同，但你不能将发明创造与贪污腐败的两者富起来混为一谈。这是起码的是非准则。你更不能说创新的价值归功于落后、批评的价值归功于缺陷。

苏：“它们的价值在于对制度与现实的批评精神。他们的成就不是制度赋予的，”然而它们之间绝对是相补相成、根本无法分开的。我们身边其实有无数的先例，前苏联、东欧，昆德拉、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艺术家那里去了？现在是中国艺术最牛逼的时代，靠的是什么？我们的体制中的体制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当然还有更离不开的经济资源，这些和中国当代艺术的疯狂发展以至震动世界，你以为那一条可以忽略不计？如果那一天我们真的成了东欧，我再放一句狠话：那是人民大众的节日，但是是中国艺术和很多艺术家的末日。

程：对！我们的体制问题成为当代世界文明的“大问题”，已经民主再评判不民主往往失去了外部生效，成了一种多余的行为。但你不能说民主了，艺术家无作用了，西方民主发达社会艺术对全球化、消费主义和大众趣味的评判表现除一种文化活力。历史在纠正中前进。相反，艺术只有跟外部失去关系便彻底死亡，哪怕是技术工艺也美观装饰的作用价值。）

（三）

苏、其三还包括像徐唯辛、忻东旺这些画家。如果不是中国如此蔑视人的生命的现象存在，而是已经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歌舞升平（有资料说美国2004年只有一个矿工因伤死亡；美国甚至没有民工），你去那里找创作的资源?

程：这里，苏先生犯了以上同样错误，将病人之危全然看做医生之幸（苏按：这难道不是？辩证法啊，老兄）（程按：苏兄：辩证法不是谈化矛盾与是非。）。只能说，体制有问题，对有的艺术家是一大幸－－譬如对美协系统那帮靠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而名利双手的家伙，对有责任良知的艺术家则完全不然。当我们的社会解决了民权和民生的基本问题，新的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需要艺术保持敏锐的嗅觉，象不停运动的生命抗体，随时应付各种可能破坏社会健康的病毒。譬如，西方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前卫派”，对大众价值观、时尚审美、消费文化进行批评和颠覆。中国艺术需要针对社会最重要问题进行创作与批评，无论体制外或体制内艺术家，象吴冠中回避现实的软弱性和形式美的媚俗性，应受到质疑与批判。

苏：“当我们的社会解决了民权和民生的基本问题，新的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需要艺术保持敏锐的嗅觉，象不停运动的生命抗体，随时应付各种可能破坏社会健康的病毒。譬如，西方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前卫派”，对大众价值观、时尚审美、消费文化进行批评和颠覆。”呜呼！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一个红卫兵的形象跃然而出。也不奇怪，现在中国理论界拿来当招牌的当年西方那些左派理论家其实也是一些老老小小的红卫兵。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保持敏锐的嗅觉，象不停运动的生命抗体，随时应付各种可能破坏社会健康的病毒。”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当成了救世的医生（这个医生要经过考试吗？谁封的？不知道），只是有点可怕，但倘若一大群并不是医生的人都拿起了手术刀，我们是不是该逃命了？

一个人要批评甚至反对这个体制、社会或者什么其他，都无可非议，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怕的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人民大众当成要被拯救的对象。没有什么人能高高凌驾于他人之上，人生而平等，这不是民主、民权的最低门槛吗？

中国艺术家充当“灵魂工程师”的历史就是现体制赋予的。这段最简单、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程先生为什么会忽略了呢？

程：苏兄：你怎么会“呜呼”？艺术的张力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作用，你不能说评判就是“文化大革命”批斗吧？如果这样理解？西方反对党和社会舆论都成了“阶级斗争”。哲学与艺术承担文化卫士和精神工匠的角色，自文艺复兴以来从没有间断过，否则艺术的价值只是工艺品一般价值而已。“救世主”夸张了一点，你应该认为是文化与艺术的起码良知与使命。之所以，你将“救世主”设定起来，接着又谁驾驭谁的不平等问题了，这完全是曲解后的扩大表现，与原义必然拉开了距离。我在前面说了，文艺承当人类文化功能就是防止它腐朽与呆滞，即艺术家的敏锐、想象、激情、批判的力量。中国艺术家这么看也是中国文艺的悲剧以及社会落后的根源。

（四）

苏：吴充其量只是个画家而已，无论怎么说，他还真创造了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绘画世界。 他有必要承担起拯救一个国家的责任吗？

程：可以说，任何人回避自身权利与社会责任都是不应该的。作为社会分子必须对生活现实尽到其义务。正如古人所言“天下之事，天下所管”。作为一个画家，一个从事意识领域的“精神工匠”，回避社会责任和自由权利显然更加不应该。除非有一种可怕戒律规定：艺术家只限于加工美的装饰品。如果那般，文明社会就不再赋予艺术家特殊的荣耀与地位，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人们对他们尊敬与感激是他们开启了现代文明，而不是那么孤立的画面。当一个社会的专制文化规定艺术只限于形式美的唯一画面内容，而艺术家不仅是妥协遵从了，还为此孜孜不倦，那他必定是媚俗而软弱的，违背了艺术独立精神和现实意义。

苏：“正如古人所言‘天下之事，天下所管’。作为一个画家，一个从事意识领域的‘精神工匠’回避社会责任和自由权利显然更加不应该。” 算了，我已经累了。我就好像在和自己作战。因为在程的身上，我清晰地看到了’85新潮的我，这丝毫没有贬低程先生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我可能老了。

程：我在上面提及的是，我们社会是在大众不成熟的状态，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必须在前面。而不在于８５或８９，年纪不是关键，需要恒心与勇气。同时，我以上提及也是中国艺术家最发毛的问题，人人竭力回避的问题。文艺丧失社会责任和文化评判，它还有什么建设性价值？其社会文明程度也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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