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的前身，是早在唐代就大量使用的笔船、笔床和笔格。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中有“数技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的句子。可见这些文具颇受文人的喜爱。用法是，将毛笔横卧其上，如人卧床。一只笔床上面至多可放三四管笔。虽然造型新巧，毕竟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明代以后为大量兴起的笔筒取而代之，至今盛而不衰。

　　如今，市上的笔筒并不少见。以竹木瓷器制者居多，我曾在某旧货市场，看到一竹雕笔筒。直径三四寸，外壁橙黄、细腻光亮；采用薄地阳文浅浮雕之法，上刻《秋郊饮马图》。运刀圆润娴熟藏锋不露。前景的马匹神态毕现，远处的山川逶迤连绵。森林树林层层叠叠，在云霞的笼罩下若隐若现。寥寥数景却意境恬淡、深远。从刀法上看，颇具清代刻竹大家的意韵。一经询问才知价亦不菲。几番商议，双方终未能达成一致，我也只得做罢。事后回想起来，觉得甚为可惜，不知而今此物被哪位有缘者购去。

　　木质笔筒，有的光素无纹饰，有的则带雕刻。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但凡木质器，只要用料上乘、只要是硬木，则器必好、价必高，收藏价值也就最大。这种看法把非硬木的柴木器排除在外。事实则不然，对于评价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大小，还要从其制作的工艺水平、年代早晚、产生的时代背景等诸方面综合考查，用料的高档与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硬木笔筒用料高贵，紫檀深沉雍容；黄花梨高雅清秀，但置于案头却沉静有余、活泼不足，略显板滞。相形之下柴木笔筒却精雕细刻、应物象形、不拘一格，更具有民间的生活气息。如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黄杨木雕笔筒，一改那种以龙凤为主要图案的宫廷气，题材多取自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或刻山水人物、或刻翎毛花卉、或刻对弈、或刻听琴、或刻渔樵耕读……构思新奇、造型小巧，为收藏之佳品。

　　瓷质笔筒存世量极大，可以说随处可见。但我以为：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作品，应是我们着眼收藏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已达到巅峰。工艺水平之高超，瓷器种类之繁多，开一代未有之奇。康熙笔筒属藏家难得之物。民国时期赵汝珍在他著录的《古玩指南》中载：“从来对于瓷上书字均不注意，康瓷（康熙朝瓷器）则非常讲究。如康瓷之大笔筒多书古代名文。若《滕王阁赋》、《归去来词》、《兰亭序》、《赤壁赋》等，视面积之大小而择书之。书法精美出入于虞、柳、欧、褚之间。且有作四体书者，定以前所未见。”这段记述可谓精辟，您真若是哪天撞见了这样的笔筒，既读文又赏瓷一举两得不可不藏。

　　笔筒虽是文玩小器，若要细心收藏，也可形成系列，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