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收藏家的估算，普通的铜镜价格在20年里翻了三四倍，精品级的铜镜则一般要翻十余倍。“但是你知道吗？”上海博物馆一位退休专家对记者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经常到废品回收站和炼钢厂去捡宝，大块的青铜残件，是将一只完整的青铜鼎砸碎后送去炼钢的，还有铜镜、铜香炉、铜烛台等，最多的是铜钱，数也数不清，我们从那里捡了至少300面从战国到唐宋的铜镜回来。”沈从文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书挽救不了古代铜镜的命运。去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馆藏铜镜精品展，其中就有数面劫后余生的精品。失而复得，令人唏嘘。

 

　　这次铜镜展尚未闭幕，上海几大文物市场上的铜镜价格陡然上升好几倍。

 

　　不久，中福古玩城落成，黄洪彬在那里租了一个店铺，专门经营铜镜，他的意图倒不是做买卖，而是姜太公钓鱼，出高价收几面铜镜。但不到一年，他非但没能收到像样的铜镜，自己收藏的一些普通品倒被人买走不少。现在他将铺子退了，回到家里静下心来搞研究，还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首届(上海)考古系研究生班深造。收藏家以这种方法充电，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头啖例汤”。

 

　　对博局镜的一次博弈

 

　　上世纪80年代，黄洪彬涉足邮币卡市场。生肖邮票中最具财富效应的猴票，他就买了好几版，行情一起来抛出，轻轻松松挖得第一桶金。后来邮币卡市场几度沉浮，他都把握得相当好，完成了积累。到了90年代后期，不愁吃穿的他玩起了收藏，瓷器、玉器、佛像、钱币，只要看到玲珑可爱的就收几件，但不成系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旧书店访到一套八册清代刻本《陶斋吉金录》，里面有铜镜的拓片和介绍，使黄洪彬有登临泰山之感，为中国古代铜镜的精美纹饰所叹服。不久他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寻访旧器，那时的潘家园环境很差，尘土飞扬的露天场子里古玩摊少说也有几百个，他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一个地摊，发现一面漆黑的铜镜，品相完好，图案清晰，纹饰精美。喜欢写在他的脸上，江湖上的摊主看得分明，一开口索价8000元。这对于从未玩过铜镜的黄洪彬来说，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他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买下了。回到上海赶快拿出有关书籍对照，发现居然是一面汉代的博局镜。所谓博局，也称博戏、陆博，是一种古老的棋戏，大约在春秋时就流行于民间，到了秦汉，连官府商贾也要玩，盛行一时。再请专家掌眼，也认为是难得的精品。“从此，我胆子就大了。”黄洪彬说。

 

　　让唐镜露出千年真容

 

　　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遗址25号墓出土的一面七角星纹镜，属于齐家文化晚期。由此推断，中国的铜镜历史至少有四千年了。按照文物界研究结论，中国铜镜历史可分为起始期(齐家文化与商周)，流行期(春秋战国)，鼎盛(汉代)，中衰(三国、晋、南北朝)，繁荣(隋唐)，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专家认为，铜镜出土以山东、河南、陕西、安徽为最多，近20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公路网及城市建设，还有古墓盗掘，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安徽亳州还有少量出土。

 

　　十多年前，记者在东台路、福佑路等几个古玩市场上看到锈迹斑驳的铜镜胡乱堆在地上，价格大都在几十到几百元左右，宋代的带柄菱花镜，扔一百元可以挑五六面。现在地摊上的铜镜多是赝品，即使有一两件真品出现，价格也令人咋舌。

 

　　“是的，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铜镜的价值，许多朋友看到我收藏铜镜，怀疑我走入了死胡同，有人甚至嘲笑我买了一堆废铜烂铁，但我认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认为给人美好享受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黄洪彬说。

 

　　起步的最初几年里，他放下生意在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冷角落里跑，将那里的古玩市场一个个兜过来，在别人还没醒过来之前买了不少好东西。

 

　　有一次他去南京夫子庙淘宝，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古董老板手里有一面铜镜品相一流。他急忙赶去，但老板告诉他，前一天已经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黄洪彬不甘心，连夜坐飞机赶到北京，辗转找到这个收藏家，说了半天，再加价30％，终于从对方手里求到这面铜镜。这面西汉古镜直径有22厘米，镜背雕刻着十几个舞蹈人物，构成一幅王宫礼乐图，是研究西汉礼乐文化的宝贵资料。

 

　　还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传了一张照片到上海，是一枚腐蚀得相当严重的唐代铜镜，背面几乎看不清一丝纹饰了，但此镜直径有24厘米，是比较罕见的。他当即要求将实物送达，抚摸之际，黄洪彬在锈蚀的背部中看到露出的一小块浮雕。但就凭这一角动物背部，黄洪彬就判定是头模镜。所谓头模镜，是指第一次浇铸的铜镜，模范始用，纹路清晰，价值超过二模三模。对方开价11万元，黄洪彬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买。但他断定锈斑可以洗除，锈蚀的表面下或许会有精彩世界，最后一咬牙买下。回家后用自己调配的碳酸药水洗了三天，腐蚀的背面逐渐清晰起来，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原来是唐代典型的瑞兽海水葡萄镜，画面内容非常丰满，雕刻极为精细，头模镜的神韵逼人而来。这一记他博赢了。

 

　　就在前不久，黄洪彬所在的研究生班60名学员一起赴洛阳作野外考察，他抽空跑到洛阳古玩市场觅宝，在一摊位上发现一面半截铜镜。一般情况下，收藏爱好者对残件是不屑一顾的，但黄洪彬拿起来一看，爱不释手，多年来对铜镜的研究体会告诉他，这枚水银长方形铜镜叫“真子飞霜镜”，铸于唐代，而且也是头模。以前他只在清朝有关书籍中看到这种铜镜的记载，但一直没有见到实物，在上海的收藏家宝藏中也没有。再经仔细察看，黄洪彬发现镜子断面上锈迹与镜面上的锈迹是一致的，那么很有可能在逝者埋葬时，就带了半截铜镜，作为夫妻日后相会于九泉的信物。于是黄洪彬当机立断重金购藏。他没看错，这一习俗在沈从文的《铜镜史话》中也有记载。“‘破镜重圆’的希望或传说，和死人复活的故事相同，至迟应当在魏晋之际发生。文献上记载较早的，是旧传东方朔著《神异经》，就有‘夫妇将别，各执半镜为信相约’的故事。”沈从文还考出50年代某地出土晋墓中有瓦镜两片，拼合成一个整体的实例。

 

　　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

 

　　现在，起步不算太早的黄洪彬，铜镜的收藏规模相当可观，在上海即使不算首屈一指，也可算名列前茅吧。出于谨慎的原因，他不希望记者透露具体的数量，但据他介绍，最早的藏品出自商代和西周，精品集中在战国和汉、唐几个高峰期。他说：“夏文化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青铜镜，现在一些大的博物馆收藏的铜镜最早也是商代和西周的。中国青铜镜铸造的鼎盛时期是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由于各诸侯国纷纷崛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诸侯国控制了矿山和技工，青铜铸造业由此得以迅速发展，在打造冷兵器的同时，日用铜器也进入一个辉煌阶段。到了汉唐，铜镜出现最为灿烂的局面。”

 

　　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铜镜中，有最具代表性的汉代透光镜(隋代《古镜记》和宋代《梦溪笔谈》里都有记载及关于制作方法的推测)、四灵镜、鸟兽镜等，也有引起专家极大兴趣的博局镜，但黄洪彬向记者出示的博局镜，至少从器型和花纹上看，比前者馆藏品要精美得多。黄洪彬曾分两次从民间收到一副东汉龙虎对镜，相当难得，一位日本收藏家得知后找上门来，愿意出60万元购藏，被他一口回绝。“好东西不能流到海外去。”

 

　　中国的铜镜在日本收藏家眼里，绝对是稀世珍宝，玩了几十年的收藏家，拥有数百枚的不算少，有些精品还是上世纪30年代流入日本的。有了实物资料，研究者也形成了一个圈子，出版的专著洋洋大观，这些都让黄洪彬颇不服气。为了收藏与研究，黄洪彬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在铜镜上，除了寻访各地古玩市场外还经常上拍卖会举牌，只要是好东西，价钱贵一点他不怕。他的家人啧有怨言，“看到好东西，两只脚就像被钉子钉住了，于是不管家里有没有钱，买下来再说。”有一次他看中一面唐代凤鸟鸳鸯铜镜，对方索价50万，此时家中保险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最后只得向朋友求救，方得如愿。

 

　　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黄洪彬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中国古代青铜镜》、《中国古代金银器》、《田野考古技术》等都是必读书。通过系统的学习，他对中国的历史及美学思想了解更深了，对铜镜的发展史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对记者说：“我喜欢铜镜本身固有铸造艺术和纹饰艺术，喜欢深究铜镜与历史上显赫人物的故事，甚至还喜欢上了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骆宾王等言及铜镜的诗歌作品。铜镜具体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动场景和礼乐变化，寄托了特定时期的人文理想。从一面铜镜中，我们可以挖掘出丰富的文化信息。”

 

　　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铜镜，黄洪彬还从上海博物馆专家那里学会了拓印技术，将家藏的精品铜镜打成拓片，分发给亲朋好友玩赏。黄洪彬还有许多设想，比如在家藏的铜镜中选取最精致的藏品照相及拓片，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成一本书，与全世界的中国铜镜收藏家交流。将自己的藏品办一个铜镜展览会。“当然，最后这些精美的铜镜，总是要回归它应该去的地方，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中国人使用镜子的历史与方法，认识一面镜子背后的生活方式与美学理想。有人说，日本对中国铜镜很有研究，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也要看到，中国收藏铜镜的人不少，馆藏精品也多，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

 

　　收藏铜镜，只是暂时拥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像破镜重圆的成语，它很艺术化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一种情感的追诉，那么，研究铜镜的历史与艺术，才算将另一半牢牢地把握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