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7-09-03 14:05　　　来源：

成为中国艺术家在此大显身手的新的绝好背景。事实上，90年代许多艺术家的作品直接取材于街景。最好的例子就是广州的“大尾象工作组”。它成立于9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大城市广州，这个小组的四个成员，林一林、陈劭雄、梁钜辉和徐坦，均直接用都市的元素，如建筑工地、街道等等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常常是在某个工地里作的装置或直接在公共空间中展示的行为。他们常常就地取材，用充满激情、想象和批判的姿态揭示在都市急速膨胀的过程中所隐匿的另一面。他们对城市现状的批判揭示包括：居住状况日趋标准化、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其它与经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冲突相关的问题。同时，就像都市游击队一样，他们的行为和展览是对城市空间本身的临时占领，在拥挤繁忙的城市中心，形成一种短暂的自治地带，一个稍纵即逝的避难所。这种战略使他们拥有最大的想象和表现自由。这也鼓励了许多更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在艰难的现实中为他们生存和发展斡旋。郑国谷和他的“阳江小组”— 郑国谷、沙业亚、陈再炎和孙庆麟——无疑是最紧密的同盟。他们均来自离广州几小时车程的本省城市阳江，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极端过度的“中国式的都市化”，由破旧立新式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新建设与那些由于规划失误和破产而产生的未完成的建筑垃圾混为一体，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仅是用艺术作品来反映都市化生活的突变。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在千篇一律的新建筑中，他们用夸张的方式设计和建造“解构主义的”建筑，作为一种挑逗，将异物插到之处入，以扰乱都市结构的“正常状态”。另一方面，这些建筑又常常为他们更深一步的艺术实验提供了空间。作为不同的表现形式，摄影和电影拍摄也在此进行，而室内空间则成为设计和其它相关活动的永久实验室。这使他们能无穷尽地、完全自由地不断大胆尝试新的艺术语言。与此同时，艺术实践的领域，正如城市本身一样，也在无限地变大、扩展……最令人兴奋的结果是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紧急地带”中的“广东快车”。这个计划，是由郑国谷和他的朋友们设计的街市，聚集了来自广东地区(广州、深圳、阳江等)的20多位艺术家、建筑师和其他的文化活动参与者，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短暂的事件城市—— 一个杜撰的天堂——以表现他们的个人创造。

　　来自四川的杨勇居住在深圳，在过去的20年中，那儿由中国香港边境的地道乡村演变成一个繁荣的城市，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奇迹。杨勇痴迷地拍摄了这个崭新城市中新生人群的肖像，尤其是探索那些年轻人的世界，他们在这个没有任何自然根基，完全人造的都市怪物面前，无法确认自己，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并非“老的大都市”就没有这种异化。事实上，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以深圳—— 在经济特区的名义下，中国现代化和都市发展的第一块实验地——为样板，进行了全部的再想象，再规划和再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上海被赋予特殊的地位以成为这个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它也许是这个地球上繁荣步伐最快速的城市。在十年的时间内，新添众多的马路网，数以百计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形成了新的天际线。与此同时，城市的一切似乎在如此轻易地改变，以致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居住者无法意识到其出现和消失的交错更迭。发生在此地的一个最显著的事件是其当代艺术场景，它具有其城市突变的相似的风格。尽管称自己是独特的个体，许多艺术家仍陶醉在他们城市的突变中。然而，不管他们对这一巨大的“进步”有多骄傲，他们对都市戏剧性的变化仍持有疏远而尖刻的态度。在众多的艺术家中，周铁海、丁乙、徐震、施勇、杨福东、陆春生、向利庆、申凡和梁玥是最为活跃的人物。在反映都市演变的奇迹中，他们的作品大量地表达了他们对这一现实的好奇和迷惑。在面对现实的压力时，从杨振忠最近的作品中，我们也许能看见这种犹疑不定的明显痕迹。在《环绕》(2004年)中，他用特殊手段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全景以及其居住者与它的关系。作品描述了人们在城市的背景下进进出出的动态正是痴迷与迷茫之间精神分裂的表现。对这类表现更“经济”和更有效的版本可在“我吹！”(2002年)和“轻而易举”(2003年)这类游戏性的视觉作品中看见。前者是一件双屏幕视觉装置。站在场境中，观者也成为作品的积极参与者：在一面屏幕上，一个女孩用全部力气把空气吹向对面，投射在另一面屏幕上的街景随之颤动，而观者则有被风吹动的感觉。后者是这类旋转中不稳定感觉的更加轻松和直接的版本：艺术家本人正用指尖将东方明珠，这个城市天际线的象征，颠倒着撑起来，玩起了平衡的游戏。而徐震，则将这种嘲讽更进一步地变成真正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他用诸如在人群中大声吼叫，愚弄和攻击公众……。这类非常野蛮、冒犯、甚至“不道德”的行为来扰乱都市空间。这类行为不但引起争议，更有意义的是它将嘲笑、谴责和其它形式的过激行为变成了对社会现实的真正反映并证明，无论如何，人们也无法处理好个人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绝对的现实。一个人只能苟活在自嘲中——上海另一位重要画家周铁海在作品的核心也体现着同样的处境。

　　居住在首都北京的艺术家如朱加、王功新、汪建伟、宋冬、尹秀珍、刘韡、林天苗、张大力、盛奇、姜杰、展望、隋建国、缪小春、洪浩和曾力等等，同样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国家都市化的突变。事实上，随着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到来，北京正在经历一场甚至更加激进和扩张性的都市变迁。依据城市格局而建的大多数四和院被夷为平地，而新的大道和裸露的工地正敞开胸怀，在此迎接着国内外著名的建筑大师对他们最新的奇想进行实验。随着雷姆?库哈斯、赫尔格斯和德默戎、MVRDV、扎哈?哈迪德和保罗?安德鲁等名字的引入，北京正迅速地成为全球化都市扩张的实验场。这无疑会给艺术场景带来重大的撞击。建筑师张永和很快就将视觉的艺术世界融入在他创新的展示设计，实质是装置作品中。他最近与他的学生和同事(包括历史学家王军和建筑师梁思聪)作了一个“北京变迁”的研究项目以展示北京城市空间和社会形式的演义过程。这让文化界对城市的理解有了一个具有意义的参考值。王功新的“红门”，一个壮观的四面屏幕的视觉装置是去年所有场景中最突出、最震撼的作品。重构这个院子(四合院)，艺术家将观者带入一个令人震惊的封闭空间中：在观众周围的四面，红门急促而喧嚣地开启、关闭，它揭示着混合在城市生活中新旧形式的暴力场景和毁坏与建设的重叠。它就像席卷大都市的风暴……。。。对都市变化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困惑并提出质疑的另一个艺术家是朱加，他用视觉系统地记录了这一切。利用特殊装置以不同的平行视角拍摄街景，他用视觉装置所创造的空间令观者陷入晕旋的都市环境里并丧失方位感。在最近的作品中，他转而用更加私密的空间继续探索诸如在夸张而难以理解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中，为争取个人存在所产生的心理混乱与困顿这类紧张的关系。反过来，阚萱的视觉作品如“阚萱、阚萱”，“物体”(2003年)等等，从一个年轻女子的心灵深处，以同样但沉默的方式表现了在面对如此混乱的世界时，其孤独与无助。她们表面上脆弱、敏感，实际上，面对真实，她们是弃而不舍和强有力的抵御者……。同样，另一位生活在上海与北京之间的女艺术家梁玥，以“麦盲”这样的作品表现了敏锐、伤感的幻想并为在这巨大而异化的都市世界中寻觅的无助女性呐喊。
在此所论及的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分裂症现象，一种寻求独立存在的空间与在公共、都市环境中展现自我时所遭遇的尴尬——既想为个人铸造一个天堂，又想在社会现实中表达愿望和伦理，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典型”，致使许多艺术家将创造力主要用于表现这种紧张的压力。视觉作为一种最开放、最灵活的技术和语言是大多数艺术家喜爱的媒介。人们可以从城市的繁荣过程中见证视觉艺术的繁荣。同时，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电影的叙述方式日趋成为艺术家的焦点。毫无疑问，当直接面对受现代化和全球化影响的爆炸式的都市世界时，在他们坚定的追寻天堂——一个非理想化时代中令人向往的乌托邦里，蕴含在电影语系中时间和空间的拓展能力使艺术家能最自由、最深刻地探索和表现他们的智力碰撞。杨福东也许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获国际承认的艺术家。他的电影和视觉装置明确地表现了那些渐富的都市中产阶级极度渴望创造一个天堂般的避风港，这些人一直在为生活的和谐艰难地拼打，这种和谐生活似乎无法逾越地阻隔在物质富有和精神空虚之间。在混乱的现实中如何重新理解对情感、精神和文化的爱与美似乎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甚至对那些都市精英分子，这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当情感、爱情逐渐与异化和背叛相联系时，世故与企求也无法让人摆脱掉恐惧、焦虑和愚昧，杨福东进入到当代与传统的完美梦境中，以此作为超越这种矛盾境地的出口。通过对缓慢和流畅的强调，这种对完美的迷恋和与时空的妥协使他的作品唯美而诗意。它正是“全球观”对理想化中国的反映。陆春生的作品与杨福东紧密相关，但又完全不同于他对真实如此这般的理想化。面对同样令人费解和困惑的都市突变，他也在选择一个可替代的天堂。然而当他同样用电影的叙述表现他的思想和情感时，在平静、崇高和内省的背后，其叙述方式则充满了悬念、中断、无理性、甚至混乱。在描述他“无法理解变化中的世界时”，他的录像作品有着最不可思议的名字，如“会咳嗽的曲线”(2001年)、“这都是莱特兄弟的错”(2001年)、“托洛茨基在夏天被谋杀，金融界的先生们变得更沮丧了”(2001年)、“在蒸汽机车发明之前”(2003年)和“化学史之一”(2004年)，它们像一种迷宫，是融入在都市谣言、科学史、事故、暴力、侦探冒险、阴谋和无目的行为的炼丹术……本质上幽默、嘲讽、辛辣、诙谐，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想象和享乐的宇宙。然而，这决非说它们游离于真实之外。相反，它们代表了真实中非理想化的最高视野，当代人本位地对此无法理解……

　　电影的叙述方式不仅为艺术家的创造提供了理想的语言并在想象、梦想、本体论的质询中天堂般的选择范围。它也是艺术家在都市社会中让自己直接见证变化的最有效的工具。都市扩张不仅仅完全变化了城市的物体形式，它还整个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居住者的生活方式。由于经济发展，劳动力的涌入和纳入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的都市社会已具有一些基本的转型。不同社会等级的差异急剧扩大而整个社会的政治体系正在经历一些重大演变。艺术家无疑是首批反映这种调整变化的人。尽管公开批评仍然受到限制，关心现实一直是中国艺术的中心。正是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一些艺术家成为这种矛盾、冲突的现实中最有力的见证人。很久以来，许昙就以“中国造”命名，用视觉和其它媒介记录着中国城市中的地下生活，如：都市混乱、同性恋、吸毒和卖淫。汪建伟的电影，如“生活在别处”，是著名的有警戒含义的杰作，它记录了过热的都市扩张的后果和从农村到城市来“淘金”的移民的命运。那是一种熵的命运。现在更年轻的一代，通常具有新闻记者或社会活动家的背景，带着直截了当的纪录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们想用更加详细审定的方式完成对中国都市社会考察的使命。蒋志的“瞬间”(2003年)、周浩和纪江红的“厚街”(2003年)、陈秋玲的“别赋”(2004年)是这个领域中最大胆、最感人的例子。但曹斐和欧宁的“三元里”(2003年)无疑是最有力的作品。它在对广州市的一个村庄三元里的城市化变迁过程的探究中，在表现都市突变的一些基本矛盾的同时，展示了具有高度创意和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以面对主流建筑形式强加于人的千篇一律。同时，它也是都市化令人兴奋的视觉构成，一首真正的都市史诗。
　　显而易见，验证都市社会矛盾性的突变离不开对政治的关注。今天在将都市化和一体化融入于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当今地域政治的冲突与和谈不可避免地成为艺术家反思与质疑的新的刺激。尽管其地理位置遥远，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以及全球战争等等如同“大肆宣传”的主题一样，正日益成为中国艺术家日常关注的题材。周啸虎的“乌托邦的机器”(录像装置，2002年)将电视的新闻图像进行了重新调整，将其转换成陶塑。然后，他将这些塑像拍成动画片并用它们作素材，针对一些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全球事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具有尖锐讽刺意味的叙述。显而易见，人们在用批判的观点提出中国现代化、国际公正、超级大国的霸权、反全球化的骚乱等问题。陈少雄的“反恐花样”(录像装置，2002年)和“Window XP”(录像装置，2003年)和“bbs,如果它们来了的话……。 ”(绘画装置，2004年)将中国都市的一些重要地标，如摩天大楼等，变成恐怖主义的靶子，以反讽的方式公开质疑全球“反恐怖主义”的荒谬。难怪这些作品丰富生动，诙谐的语调伴随着辛辣离奇。

　　事实上，中国与全球体系的融合从来不是单方向的。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专业人士正在被“进口”到这个国家，成为本土艺术场景的变革中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自然，一些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成功的海外中国艺术家现在也回国实现和展出自己的作品。他们中有一些重要的名字，如黄永砅、蔡国强、陈箴、沈远、王度、严培明、杨诘苍、谷文达、徐冰和倪海峰，等等……由于他们有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工作的直接体验，因而他们对全球问题具有特殊的洞察力和独特的看法。同时他们站全球视野的高度，从更广、更深的角度观察和评价本土的状况。最令人震惊和有力的作品无疑是黄永砅的“蝙蝠计划”(2001-2003年)，这是2001年被中国当局捕获的美国间谍飞机的复制品。作为对超级大国霸权的挑战和对政治禁忌中公众忍受力的考验，他试图重新诠释美中之间这一外交事件的含义。由于外交和国内的压力，尽管遭到艺术家和公众舆论的抗议，这个以三个不同部分为三个不同展览实施的方案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命运：它被三次禁止展出。然而，人们正是在此直接地卷入到看式不起眼的地域政治斗争中，并感受到这一术语的真实含意。艺术这一避风港被带入现实……。

　　另外，现实与理想之间、主流意识与独立的世界观之间、公共空间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呈现在面前。由于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一个让人精神分裂的恶劣的社会框架内，中国艺术家也许比他人更要直面这类问题并寻求不同的解决办法以表现自己。发挥想象，构筑表现幻想和表达愿望的个人领地一直是一个重要选择。这儿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求生避难所，它还是抵抗和自由的真实空间。在想象的芸芸众生的大洋上航行，在生命的欢乐巅峰与致命的衰亡中抗争，顾德新的作品为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塑造出令人心往神驰的世界。他最近的电脑作品，由具体表现色情、政治批判和人文价值的各种混杂人物合成，栩栩如生，是个人理想主义的非同寻常的宣言。如果顾德新代表的是80年代在先锋运动中成长的一代，以及他们存在主义的理想情结的话，那么，继承了对个人自由热切渴望的更年轻的一代则趋向于在一种更加私人化，因而更加“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这种理想主义。面对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社会以及新技术和流行文化的强势，他们采用的是极为不同的价值观和精神体系。他们没有把精力投放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而是选择建构他们自己的、个人的天地以实现他们独立的价值观和梦想。他们一直在发明“可选择”的生活形式和思维方法，如电子游戏、卡拉OK、甚至吸毒，并使其成为这一代交际和表现体系的新基础。使用具体的编码语交谈，分享相似的幻想，新一代的艺术家，如同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正在以全新的阵营开发他们的作品。对天堂的认知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形式。最近的认知形式是想象领域的更异化、更多元、更综合、更交杂，这是在生存的责任与幻想、迷恋和幻觉之间时时妥协而造就的天堂。但是，他们绝没有放下批评的利剑。尽管他们的媒介和语言各异，然而，像颜磊、傅杰、陈文波、刘韡、冯梦波、曹斐、UNMASK等艺术家在“新新人类”的称谓下，紧扣这种“时代精神”。颜磊属于年龄较长的艺术家圈子，他以观念作品和绘画对艺术机构和全球艺术界进行批评，在90年代成为一名非常独立而颇具影响的人物。延续这种批评的意识，他的新作品以机械式的图像复制而趋于走向更加幻觉的领域。其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那些常常涉及到学术权威问题的图像含义。更重要的相关意义是其含混的图像身份和作者的隐匿。它们带来的是开敞的梦想与精神痴迷的无限空间。而另一名来自广州的更年轻的女艺术家曹斐则更贴近这个时代的潮流。她生长于电子娱乐和广告的世界。虽然才二十多岁，她已制作了许多DV片和摄影。它们涉猎了众多的题材，既与新新人类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又关注社会变革。在广告和实验电影的启迪下，曹斐开创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表现突变的现实。它们常常鲜活、斑斓，充满动感与活力、幽默与嘲讽。它们既是在新的技术时代对欢乐生活的庆典，也表达了害怕陷入由极权主义的政治和物欲的价值观所主宰的社会梦魇中。然而，在捕捉真实生活与幻想的生动瞬间中，尽管各式各样，她作品总是流畅并与时代贴切，毫不掩饰一个年轻女孩特别的敏锐与欲望。这使她的作品充满深度的心理张力，总是在爱情与愤怒、性欲与痛苦、希望与失望、运动与悬念之间摆动。曹斐的作品在叙述最梦幻离奇的体验与想象中，把我们领向了一段美好的旅途，在那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新一代自撰的神话王国。正如在她最新影片“Cosplayers”(2005年)中那些疏远的人物一样，她作品中那些神话式的形象会神出鬼没般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潜意识。
在天堂与现实中摇摆，正是应对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情势最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