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者在汉化过程中对汉族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极力模仿。日常生活中使用高质量的瓷器，修建豪华宫殿、陵园、寺庙和宅院也需要大量的瓷质建筑材料。西夏境内缺乏金属矿产，铁、铜、锡矿极少，无法生产日常所需的一些金属制品，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少量金属，首先用于战争所需的兵器，尽管西夏王国拥有高度发达的冶金制造业。西夏人不得不用瓷器来代替金属器，西夏境内大量使用宋代钱币就是最好的见证。发展瓷业是西夏国一项重要的经济战略。

        西夏王国的制瓷手工业以灵武窑生产规模最大，产品有粗细之别。精品高质白瓷、剔刻花瓷显然为官窑生产，大量且较粗糙的瓷器则为民用。

        灵武窑地处西北的沙漠地区。窑场选址在灵武决非偶然，尽管它地处沙漠边缘，但这里地下蕴藏着丰富煤矿，燃料充沛；山上有高岭石质泥岩，这是天然的制瓷原料；窑址旁边的河沟常年流水，为窑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而且这里离西夏王国都城不远，黄河流经此处，农业生产发达，素有“塞北江南”之誉，因而它的产品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宁夏时，盛赞这里制造的驼毛毡为“世界最良之毡”。可见这里手工业发达的程度，经济非常繁荣，社会生活安定。

        灵武窑大量生产日常用的瓷器，与北方诸多窑址的产品相似，品种繁多。产品有碗、杯、盘、盆、钵、高足杯、壶、瓶、缸、瓮、罐、灯等，还有西夏所特有的扁壶、瓷铃、钩等，反映了党项族的游牧民族特点。笔者在宁夏博物馆见到的藏品中，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瓷扁壶，壶两侧有双耳或四系便于穿绳携带，这种器具为西夏境外的其他窑址所罕见。雕塑陶瓷艺术品，在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发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证实了西夏第一代皇帝李元昊为推行党项族传统发式所下“秃发令”的规定，在西夏王国各代都在认真执行。卧姿褐釉骆驼、羊、马等造型生动，形象逼真，釉色精美，可见这些动物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

        灵武窑烧造工艺特点：一是普遍使用化妆土；二是刮釉叠烧；三是支圈垫烧。瓷器胎体沉重，造型浑厚，多呈浅黄色，此乃先天不足，而西夏王国崇尚白色。他们采用中原已广泛使用的化妆土技术，使之成为人造白瓷，给人端庄优雅的感觉。装饰主要有剔刻花瓷，它主要用于黑釉、褐釉和茶叶末釉的器物上，剔刻掉部分釉层而形成美丽精致的纹饰，然后罩上透明釉，产生鲜明的黑白色彩对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西夏人的聪明才智留在别具一格的灵武窑瓷器上。

        剔刻釉（化妆土）的技法是游牧民族在黄河岸边淤泥地上随意刻画耳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其风格粗深挺健，使得瓷器显得质朴、粗犷、具有极强的立体感，是西夏古瓷的主要装饰技法之一。西夏瓷器的剔刻构图常以花草为主，并饰以圆形、长方形、菱形、扇面形的边缘。西夏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植物花纹以牡丹为最多，可分三种：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于扁壶、经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莲花纹、菊瓣纹、石榴纹用于经瓶或滴水上。动物纹有鱼、鸭、蜜蜂和鹿纹。其中鹿衔牡丹或莲花很有情趣，鹿为瑞兽，莲花牡丹象征吉祥富贵，西夏人将鹿与莲花、牡丹巧妙结为一体，在表达美好愿望的同时也展现了党项人粗犷的胸怀和奔放的感情。

        西夏王国作为地方割剧政权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内蒙、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这些瓷器与灵武窑早期瓷器相一致，说明西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与中原息息相关，也证实历史上西北地区曾有发达的制瓷业，其中心很可能就在古灵州一带。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器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因此，西夏瓷在中国陶瓷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深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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