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7-08-24 13:0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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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写于1982年的《电影与装扮：理论化女性观众》1一文中，存在着一种暴力，那是由于企图要把装扮这一概念扯离其语境所造成的结果（这在许多方面都是失败的）。总而言之，装扮并不是用来阐明通常与观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作用力，而是要指出一种作为他者的生存模式——即再现的纯客观化和具体化。当装扮之际，琼•里维耶那位著名的病人否认她是作为言说主体的状态（作为一个讲述者，作为一个拥有一定权力的知识女性），而是转变为女性特质的适切形象，以便补偿她“失去”的主体性（也就是里维耶分析中的男性特质），并吸引男性的凝视。因而，装扮似乎就成了观众／主体性的对立面。的确，我先前的论文在女性电影观众无常变化的动机和女性观看（以及装扮的实施，正如玛琳•黛德丽和致命女郎的情形所示）的电影再现之间摇摆不定。　
　　
　　本文在另一路径上偏离由里维耶所引发的有关装扮问题的精神分析式讨论。对里维耶来说，正像拉康和依利格瑞在他们的作品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一样，装扮明确指向女性特质的一种常规而非一条出路，指向一种形象的 “不稳定性”，或者如我所言，指向一种“女性肖像学的陌生化”。2但那是一种古怪的常规，它通过特有的矛盾，表明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任何关于女性特质的概念都会面临的困境。在里维耶的分析中，“常规的”女性特质就是一种装扮，然而，正如她的女病人的情形一样，装扮也是病态的。那位女病人，就像里维耶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她的能力和专长都得到了同事的认可。但是，为了补偿这种角色中假定存在的男性特质，那位病人就借助于女性特质被夸大的方面，在每一种专业化的表演后面，戏耍她的同事。里维耶分析中的焦点就是下面这个被频繁引用的段落：　　

　　因此，女性气质能够作为一个面具而被采用被穿戴，这既是为了掩盖所拥有的男性特质，也是为了转移如果被发现拥有男性特质时可能遭到的报复——这就像一个小偷掏空他的口袋请求搜查，以证明他并没偷东西。现在，读者也许会问，我怎样定义女性气质，或者真正的女性气质和装扮行为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然而，我的回答是，不存在任何的区别；无论是极端的还是表面化的，它们都是同样的事物。3　　

　　在这段描述中，女性特质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仅仅是作为一种伪装，用以掩盖女性对男性特质的挪用；作为一种诡计，用来与那个潜在的、报复心极重的父亲般的人物达成和解。男性特质不是她的；如果她声称要从一个权威的位置发言，那就是一种“偷窃”。　　
在里维耶的文章中，“偷得之物”或“窃取之财”的主题一再出现，这使人想起弗洛伊德在他关于自恋的文章里对女性特质与犯罪特质的相提并论。4“窃取之财”当然就是菲勒斯。女性主体并不害怕“翻出口袋”并“要求搜查”，因为菲勒斯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客体。因此，里维耶再次把缺乏的主题和菲勒斯辩证法刻写进性别差异的判决中。并不存在女性特质，确切地说，其原因在于它只是一个取决于男性特质定义的概念，这看起来似乎在支持弗洛伊德的主张：只有一种力比多，它是男性的。在这段描述中，女性特质是一种对于非法夺取男性特质的反应形态（reaction-formation）。女性特质本身是空洞的，无实质的，仅能通过分娩、装饰面纱和非必要的姿态来维持。对拉康来说，“女性特质以面具作为避难所的情况……导致了某种怪异的结果：人类中，男性展示自身，看起来就像是女性。”5　　

　　在言说行为的背后，里维耶的病人承受着那些来自常规化却又是病态的装扮的打击，是值得注意的。里维耶只能把这个妇女作为与男性角色相关联的话语主体而加以概念化。当一个人说话时，当她参与并且挪用一种通过缺席和差异而得以规则化的语言时，她也必定会把菲勒斯用作缺乏的能指。在语言中，她被菲勒斯化，成为一个小偷。在这种意义上，里维耶的分析似乎预示着对性别差异和语言差异的拉康式表述，而非一种语言理论。里维耶虽然不够理论化，却仍具说服力，她明确地指出了一种涉及到语言的女性焦虑。　　

　　我的《电影与装扮》一文的前两小节，正是用来探究那种支撑拉康式精神分析的语言理论，探究它与性别差异问题相连接的方式。这种理论首先是一种关于缺乏、距离和分隔的理论。对索绪尔来说，“理想的符号过程”建立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特定距离以及它们的任意关系的基础之上。语言被差异、缺乏和不在场所缠绕，这构成了它最有效的机制。在试图对希区柯克电影做出一种另类女性主义读解之际，塔尼亚•莫德尔斯基对这种符号学理论提出了质疑：“正如我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做的那样，一个人也许会怀疑多恩所提出那种非常‘理想’的‘符号系统’——而且，尤其是那种理想的‘距离’，或者在布莱希特理论中称之为‘间离’的东西”。6现在，我相当肯定，索绪尔在分析能指和所指间的距离时，脑海里并没有布莱希特式的间离——他们绝不相同。这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种非常危险的滑动。索绪尔的“距离”是语言的特定条件；布莱希特 的“间离”是表征中的一种激进政治策略。尽管莫德尔斯基相信她置疑了“理想的符号系统”，但却没能另外提出一套能指可以包含所指的语言理论，而是迅速地转向了间离和认同的层面。7　　

　　这是一个关键的点，因为问题甚至不在于语言理论本身，也不在于它与性别差异相连接的方式。在拉康的作品中，以及在把他的分析加以扩展的女性作者依莉格瑞和蒙塔莱的作品中，女性被剥夺了语言所需要的距离——女性特质就是封闭，亲密，“被包裹在它自己的连续性之内”。8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对女性特质的一种完备的定义，而是说，它是一种不断持续的（persistent）定义，既存在于由精神分析所发出的各类理论话语中，也存在于电影本身中（特别在它把女性观众与诸如“哭片”或催泪片类型相联系的时候）。这些话语在特定文化里为女性安排了一个位置，一个场所。当然，这个位置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并没有标示出女性个体的所有行为和特定差异。但是，承认它的不真实性，并不构成一种对它的强力和实效的否定。　　

　　索绪尔不是唯一觉得有必要把语言功能看作距离或分裂的理论家。9对雅克•德里达而言，语言的特征，正如书写的结构一样，就是某种与在场和直接相分隔的特殊暴力。10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通过把暴烈的分隔与阉割相等同而把这个过程推进了一步：“简单地说，阉割就是对一种激进活动的想象性建构，这种活动组成了象征场域以及其中被刻画的一切存在物。这种活动组成了符号和语法；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从假定的自然状态的分隔……”11对于这两位理论家，分隔或距离的作用都不是中性的。实际上，这种关于激进的断裂、暴力或牺牲的思想，被赋予了痛苦、焦虑和一种极度的失落感。在这种对分隔和距离的必要暴力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理论化行为中，注意到众多精神分析理论话语（及其女性主义的延伸）与电影同时觉得绝对有必要把女性特质安置在这种暴力之外，安置在那个纯亲近性和绝对自身在场的区域里，是很有趣的。很明显，这表明了一种面对这种暴力的补偿措施，一种使受到威胁的主体消除疑虑的形式——一种通过性别差异弥补进入语言而导致的纯粹苦痛的方法。这些理论家假定，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作为基础的自然——并没有真正地失去。距离，差异和缺席也能被接受并被证实。然而，历史地看，这并非事实。什么是这种对于在场和完备性的渴望的状况？它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精神的，历史性的吗？它能够不诉诸于那种性别差异化和阶层化的戏剧而用另外一些方法进行处理吗？　　

　　有人也许会提出拉康理论中性别差异和语言差异确切关系的问题。它是暂时的吗——对这两种差异形式的认知是同步的和一致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也许会假定有一种因果关系，通过这种因果关系，对于性别差异的认知把一个人投掷到语言之中，尽管这在理论上似乎极少得到明确表述。或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比吗：在它与任何根据或参照物（“自然”的本能）的无可挽回的分离之内，性状态就像语言一样吗？这种关系的确切本质从未被说清楚过，但似乎对于我而言，它通常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关系，通过它，性别差异以某种方式激励和推动着对于语言差异的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早先想要在妇女交换和语言交换之间建立一种类比的企图，是性关系中的那种“情感的丰富、狂热和神秘性”所造成的结果12（这种性关系已经在人类的交际领域中消失）。性别差异成为了一种对语言的进入加以戏剧化的方式。但这样一种戏剧，对女性主体性的作用如果不是灾难性的，也是非常不利的。也许正是这一点，限制了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语言差异和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融合在一起的，没有给它们提供相对的自治权，那么，这种理论就成为总体化的，不能为女性主义战略留下任何空间。　　

　　帕特里斯•佩特罗宣称，距离和差异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男性认识论”。13我并不相信这是事实。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论——它是一种语言理论，因而也是一种知识理论——它已经崩塌，成为了一种性别差异的理论，它把这样的认识论抛入了一个菲勒斯中心论的场域。然而，使用任何称之为“女性认识论”的东西，使用一种赋予封闭性、亲密性或在场以价值的理论（这样就认可了这些品性是女性的基本属性），去对它进行反驳，我的确很犹豫。因为对我而言，这种认识论似乎具有一种特定的力量和解释的能力。此外，它还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有助于勾勒出那些伴随着对性别差异具有既定文化理解的位置、身份和权力关系。要接受并证实作为封闭性、直接性或自身亲近性的女性特质定义，就得接受自己在文化领域中的未授权性（disempowerment），接受那种女性外在于语言的思想。因为特定的文化效用而把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加以研究，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要宣称女性特质就是一种面具功能，就要在本质主义问题甚至能够被提出之前将其拆解。在一种把女性幽闭恐惧症似的封闭跟她自己的身体相联系的理论中，装扮这一概念指明这个系统中存在一种“缺陷”。在1982年的论文中，我要寻找的东西，就是一种矛盾，它内在于对女性特质所做的精神分析描述中。某种程度上，装扮似乎提供了这样的矛盾，这是由于它认为女性也具有距离、殊异和与自身分歧的属性（这些构成了精神分析中主体），而不是作为对语言差异进行性别化的精神分析戏剧的逻辑结果的那种封闭性和过度在场。把女性特质作为装扮而就加以理论化，是一种在符号系统的运作中挪用必要距离或间隔的方法，一种将之施用于女性并对女性特质进行不同解读的方法。在这里，指出里维耶分析中“常规的”女性特质和病态之间——前者显露出内在的不稳定性——存在着持续的滑移，是很重要的。在里维耶看来，女性特质本质上就是一种面具游戏（the play of masks）。然而，在宣称女性躲藏于面具的背后，面具在这里就是一切的时候，不包含任何谴责之意——它仅仅揭示出，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和“真正的”女性特质。事实上，在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中，比起任何关于“存在”和“实质”的话语，对面具的设想传达了性态的更多“真相”。对拉康来说，面具正是性态的合适领域，并且，这种对“显露”的强调具有“这样的效果，即两种性别中理想的或典型的行为表现——它取决于并包括性交配行为——被完全地推入到喜剧之中。”14　　

　　然而，在装扮的概念中，仍然还有显著的困难和缺点。因为它在精神分析文本里第一次出现，就明确表明了它是作为用来对抗男性特质占有性的一种反应形态，这使得女性特质因为特有的定义而依赖于男性特质。因此，尽管它也许不能确保一种女性的“实质”，它却预设了一种根据男性位置而指定的系统和逻辑，再一次把女性特质从属化。其次，装扮并没有被里维耶理论化为一种喜悦的或肯定的游戏，而是作为一种被补偿姿态支配的焦虑，作为一个令人烦恼的、不舒服的、不协调的位置，与那位女士在精神上的苦痛一样。在社会中，它是“不适当的”行为。对社会财富的乞求，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道德谴责而被打发掉。因为，就像拉康也许想要把性态定位于表象、喜剧的领域和面具中，把一种特有的空无赋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概念，这里还有一些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含义并与权力相关联的概念和发现。在同一篇文章中，里维耶分析了另一位知识女性，一个“处于甚少吸引女性的深奥主体状态”的大学讲师，她缺乏严肃性，言行轻率，显示出这样一种需要：“把向男性展示她的男性特质的境遇当作一种‘游戏’，当作不真实的事物，当作一种‘笑话’”（215）。关于这个女性，斯蒂芬•希思认为，“她把男性特质作为同样不真实的另一种行为，一种权力的字谜游戏归还给他们[她的男性受众]。但是，在效果上，男性特质是真实的，女性特质和权力的字谜游戏也是一样……这位女士的生活被权力和效用所标注，被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定义以及男性和女性的身份所缠绕。”15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里维耶的处于装扮中的病人（其中一个是分析的主要焦点）着魔似的围绕着她的性征转，似乎那种权力和作用与生俱来，她也一再把她的性征刻入到另一种权力关系的领域——种族的领域。里维耶的病人有大量与黑人、性能力、权力和堕落相联系的性幻想——这些幻想几乎没有被里维耶用来作为讨论装扮概念的根据。这个病人在“美国南部”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那时，她的性幻想总是被萦绕着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性关系图像的恐惧和欲望所束缚。（212-13）与她对性关系中权力和反抗问题的全面忽略相一致，里维耶在分析这些性幻想时并不把种族设定为一个相关的特征。　　

　　因此，装扮这一概念，在里维耶文本中的历史性铭刻以及拉康后来对它的激活中，都绝不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在我1982年的论文中，在装扮概念与女性观众的结合上，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困难。部分原因是装扮中主动和被动的奇妙混合（里维耶的病人主动地努力要把自己造就为男性注意力的被动形象），以及生产和接受之间对立的相应模糊化。表面上看，装扮似乎有利于把女性状态作为景观而不是观众来理解。然而，与此同时，针对那种主导（男性）观众讨论的拜物概念，装扮似乎也提供了一种女性化的反抗。这两个概念都通过时间和空间上构成的间隔或距离而对主体性进行理论化；但是，拜物是通过一个依赖菲勒斯缺席的在场（presence-in-absence）的方案而进行的。正如前面说过的，装扮也被一种男性标准所困扰，作为手段的男性特质并不内在于这个概念自身（装扮在女性和女性特质的形象之间设定了距离；拜物则是替代性的母性菲勒斯）。更确切地说，在装扮中，男性特质只是作为语境而出现，它激起那位女病人的反应形态。

　　2

　　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装扮被认为是指出了一种稳妥的女性位置的可能，这个位置似乎与女性观众及其变化相关，它指涉的难处仍然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必须要应对那些关于快感和女性主义阐释的读解和可读性问题。超越于装扮概念本身，我1982年的论文是在与理论化女性观众的困难作战。而在这一点上，其首要目标正是那种女性观看（women seeing）的麻烦的、恼人的表征——因此，对于罗伯特•杜瓦诺拍摄于1948年的照片《心不在焉》对女性视野的强调，乍一看，似乎有些多余。我对这张照片的分析最近已经受到塔尼亚•莫德尔斯基的批评，而且，还涉及到读解的限制和约束问题，这也许有助于回到对这个笑话的女性主义讨论中并继续质疑。因为作为文本实例的笑话在阅读效果的产物中看起来总是最为勉强的。1982年的论文中，我把杜瓦诺的《心不在焉》作为一种以女性为代价的肮脏笑话来分析。这张照片描述了一男一女站在一个似乎是画廊的平板玻璃橱窗前面。当那个女人看着内容对观者隐藏了的一幅画时，照片边缘的男人，则越过那位妇女，看着另一幅画着女性裸体的画，沉浸于自己的窥淫欲望而忽略了女性的观看。简而言之，我认为，与弗洛伊德对肮脏笑话的分析一致，这张照片在那个男人和可能的男性观者之间保证了一种共谋，并对那位女性实施排斥，“杜瓦诺的这张照片，对女性观众而言，并不是易懂的——只有通过受虐，它才能给予她快感。为了‘领会’这个笑话，她必须再次采纳易装癖者的位置。”16　　

　　在她那本关于希区柯克的书中，书中包含着对《敲诈》（Blackmail，1929）强有力的解读，莫德尔斯基批评了这种分析。　　

　　对我来说，在“领会”或者解读一个笑话和从笑话中获得愉悦的想法之间，多恩的表述似乎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要从笑话中得到愉悦，一个女性必须受虐，也许是真的……确切地说，一个女性（作为女性）至少可以“懂得”那个笑话，即使她并不欣赏那个笑话，比如，即使并未采纳白人的伪装或者接受受虐狂位置，一个黑人也可以理解一个种族主义笑话。这样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比起压制者常常能够或想要做的，被压制者也许从那个笑话里看到的更多……肯定地说，多恩自己在她对这个笑话的分析或者“读解”中，并不是作为一个受虐狂也不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异装癖患者），而是作为一个深刻理解了父权制之下女性的压抑经验的女性在发言——不仅是深刻地理解，而且是相当地憎恶。（26-27）　　

　　莫德尔斯基进一步解释说，女性对来自肮脏笑话的嘲笑的无能或者从中得到愉悦的无能并不是一种损失，无论如何，这里都存在为她带来另一种愉悦的可能——比如，分析它。此刻，我想要促成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我缺乏幽默感。米格汉•莫里斯谈到“那种最可怕的媒介标杆，那种使用我们的语言隐隐约约大量出现的可怕人物，就是那些没日没夜苦作文章的女人——没有幽默感的女性主义者。”17但是，我仍然要坚持，那个肮脏笑话对女性的确实施了结构性的排斥。莫德尔斯基的分析依赖于“懂得”（getting）和“阅读”（reading）（或者有时候称之为“领悟”（comprehending））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滑动。然而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全然是一个时序问题。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不能有效地向另一个解释一个笑话，如果他们在第一时间没有理解（正确地阅读，领会）这个笑话。如果你在它的传播时刻就懂得了它，那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再也不能懂得。你也许理解它的机制，但你不会懂得它。“懂得”这个术语表明，笑话的作用必须是实时的，领会和诱导作用（比如，笑声，快感）也必须是同步的。一个不假思索无意识地“懂得”那个笑话的人，与维护那一支持其意义的性压抑系统总是共谋的。有时，当我屈从于一种想笑的强烈欲望，因此“成为”一个受众，或者当我疲惫的时候观看深夜的电视节目并失去警惕，我就会发现自己因为一个性别偏见的笑话而大笑。我“发现自己”，我在自己之旁，我是他者。准确地说，当我失去了警惕，文本，尤其是笑话（正如弗洛伊德所认定的），就有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力量。我们笑的欲望不必使我们在面对那种仍具普遍性的性别意识形态秩序时变得盲目。在1982年的论文中，我能够在杜瓦诺的笑话中比杜瓦诺“看得更深”（正如莫德尔斯基指出的），但那仅是在第二时刻——那一刻可能是女性主义理论制造出来的。批评行为和接受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别。我能够读解杜瓦诺的笑话，而不是真正地“得到”它，是因为女性主义事业的历史存在。　　

　　它完全是一个时序的问题。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必须既注意到解读的暂时性也要注意到解读的历史性。要承认的是，解读和观看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的约束。社会约束，性别约束，历史约束。假如没有约束，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也就不需要女性主义批评了。困难在于坚持，在于同时要坚持处处有约束的观念和图像中处处有裂隙、出口、盲点和多余物的观念——并在这两者间保持一种张力。今天，一种女性主义批评面对文本试图重读并生产出一种女性主义阐释所提出的问题，不同于那种试图分析一部电影的言说方式以及它对一种非常历史化的特定观众的假设所提出的问题。莫德尔斯基十分渴望（这可以理解）对《敲诈》作出不同的解读——以便反对一种父权制的批评传统，那一传统为女性指派了一种确凿的性犯罪。但是，我们怎样生产那种解读肯定与产品本身一样重要。莫德尔斯基提出杜瓦诺照片和笑话的问题，是为了在它的读解和《敲诈》的读解之间建构一个类比，通过对那个爱说笑话的人灵活运用，似乎要把它本身作为一个精巧的笑话置于女性之上。但是，莫德尔斯基认为，笑话并不是通过以女性为代价来结构的。相反，希区柯克在她的那一边。通过聚焦于（以及对希区柯克聚焦物的解释）主要女性人物艾利斯的主体性，她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例如，关于艺术家工作室里的强奸场景，莫德尔斯基声称：　　

　　既然那个场景或多或少是“客观地”被呈现的——或者，如果有区别的话，轻微地强调了艾利斯的反应——一种女性主义的解释对于女性观众是有用的，她不必采用“抵抗的观者”（朱蒂斯•费特莱的术语）的位置。（24）　　

　　通过这种分析，莫德尔斯基关心的是那部电影在何种程度上创造出对女性人物的同情或认同。然而这并不是问题。好莱坞电影中的大部分电影都取决于对女性人物的“共鸣和认同”的创造（因为目标的精确，在这方面“哭片”是相当有名的），但这并不确保一种对于女性观众的女性主义阐释具备有效性。莫德尔斯基过于迅速地假定了“女性主义者”和“女性”是等同的。一部电影的性别政治不必然是一种要么支持男性人物要么支持女性人物的功能。指出文本内部的重大矛盾是由于它求助于一种性政治、强奸和犯罪（这是又一种表明希区柯克的文本是有限文本这一事实的方法）的极端压力的结果，是一回事。把它的女性主义倾向与一个单独的女性人物的主体性联系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主体性的概念必须从更加广阔的角度理解。正如葛特鲁德•柯奇所坚持的：　　

　　从美学方面来看，最高明的电影抗拒任何简单化的读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复杂的美学编码，而且也因为他们期望着一种扩展的和激进的主体观念。大量这种电影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种超越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主体性；要紧的不再是对女性作为主体的救赎，从而对抗女性作为客体的男性观念。18　　

　　风险越来越大，并且涉及到当前对主体性的理解的变化。　　

　　然而，在这个女性主义的历史时刻，仍然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去做出差异化的读解，如果不是差异化的接受——即使这需要承担一种对抗批评固有规范的暴力，一种对于关键问题的重写。压力是巨大的——寻找愉悦的压力，笑的压力，不去感受从主流大众文化被排斥的压力。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必须持续不断地把它的目光聚焦于通过女性主义美学和主体性概念所提出的众多问题上，正如它与表征的关联。对于女性主义来说，不能看不见它通过再思考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语境之外的主体性所获得的批评优势。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有力地解释了美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组织和构造了通过她们的坚韧所界定的精神投入。杜瓦诺的照片是一个笑话，其古怪处在于以女性为代价，而不是在于那种将女性观看视觉化的方式。里维耶的病人，警惕着她的男性观众，用不适当的举动，也使用装扮的不稳定性和空无性，把她们自己的性形象作为赋予它的“游戏”、“笑话”扔回给他们。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三个几内亚人》中的方式，希思把这说成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的女性主义笑话”。19只要她不被自己的行动抓住。只要她没有忘记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装扮不完全是不真实的，或者不完全是一个笑话，而是具有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社会效果，我们就仍然需要继续讲述我们自己的笑话，但愿它们将会是有差别的，在结构上是有差别的。

　　注释
　　1 《银幕》23.3-4（Sept./Oct.1982:74-87。[《电影与装扮：理论化女性观众》一文已由本文译者译为中文，刊载于《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杨远婴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p653-680）。]
　　2 多恩，1982。
　　3 琼•里维耶《作为一种装扮的女性气质》，载于《精神分析与女性性态》，亨德里克•M•瑞藤比克编（New Haven：College and UP，I1966）213，后面的引文皆出于此。此文原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O（I929）。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自恋：前言》，《普通精神分析理论》，菲利普•瑞费编（New York：Macmillan，I963）70。
　　5 雅克•拉康《菲勒斯的意义》，《雅克•拉康与恩科尔•弗洛伊德妮》，、茱莉亚•米歇尔、雅奎琳•罗斯编（New York：Norton，1982）85。
　　6 塔尼亚•莫德尔斯基《知情太多的女人：希区柯克与女性主义理论》（NewYork：Methuen，1988）8，后面的引文皆出于此。
　　7 我要补充的是，首先，“理想的符号系统”这个短语被引用，没有任何反讽之意（至少在它与性别差异的接连方面）。
　　8 拉康《一个女性形态研究会的评述》，《女性性态》97。
　　9 更准确地说，索绪尔使用“任意”这个词和“价值”的经济学隐喻，而不是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这样的理论家所使用的距离和分裂的空间隐喻。
　　10 参看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伽叶翠•恰克拉沃迪•斯皮瓦克译（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76）101-40。
　　11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女性的时间》，《符号：文化和社会中的女性》7.1（Autumn 1981）：23。
　　12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亲属的基本结构》（Boston：Beacon，1969）496。
　　13 帕特里斯•佩特罗《魏玛时期的现代性与大众文化：简述早期知觉和表征理论中的性别话语》，《新德国批评》40（1987）：122。
　　14 拉康《菲勒斯的意义》84。
　　15 斯蒂芬•希思《琼•里维耶与装扮》，《幻想的形式》，维克多•博金、詹姆斯•唐纳德、克拉•卡普拉编（London：Methuen，1986）56。
　　16 多恩87。
　　17 米格汉•莫里斯《不管怎样……》，《女性主义中的男性》，艾利斯•贾丁、保罗•斯密斯编（New York：Methuen，1987）176。
　　18 格特鲁德•柯奇《超越凝视交换：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新德国批评》34（Winter 1985）：151。
　　19 希思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