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铁蹄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践踏了14年。这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场文化的劫难。其中,最为人所瞩目的是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带到伪满洲国的大批书画珍品的坎坷命运。在拯救这批国宝的人中,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可谓居功至伟。作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之一,在抢救国宝的过程中,他亲身参与,让无数价值难以估量的国宝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久前,本报赴辽宁采访组走进了他的家中,倾听这位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1915年出生的杨仁恺今年已是90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在挥毫为本报成立10周年题词“艺术千秋”时,落笔有力,一挥而就。他谈起自己的年龄时,戏称自己是“稀里糊涂过春秋,活到这个年龄纯粹依靠偶然性。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是废物利用”。同来的辽宁文联名誉主席、诗人、作家牟心海向我们介绍,杨老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非常硬朗,至今仍然经常参加海内外的各种艺术活动。就在我们采访杨老前几天,他刚刚到北京参加了多年老友张仃的艺术成就展。得知本报此次赴沈阳的系列采访是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主题的,杨老说,日军侵华给我们国家带来的苦难世世代代都不应该忘记。我这一辈子,虽然干了些事,给国家保护了一些东西,但这是我的责任,要不然对不起老百姓。

　　毕业于“琉璃厂大学”

　　杨仁恺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在年少时就对古玩书画产生了兴趣。20岁时,他曾在成都一家女子中学当过教师,学校附近的古玩街时常令他流连忘返。抗战开始后,他来到重庆,在一所职业商科学校里面当文史教员。

　　谈起8年抗战,他和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一样,对侵略者充满憎恨。他回忆说,1942年就在他的婚礼正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的时候,日寇的飞机来轰炸,等到他从防空洞中回到婚礼现场,只见一片狼藉,就连树枝上都挂满了衣服碎片。1945年抗战胜利后,30岁的杨仁恺来到了北平,在琉璃厂得以看到众多的名家书画,逐渐练就了鉴别古书画的深厚功力。后来有人问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自称“琉璃厂大学”毕业。

　　他说,自己和故宫书画珍品的不解之缘就开始于琉璃厂。当时,在全国最大的书画古玩市场北京琉璃厂,8家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古玩行联合起来囤积居奇,专做伪满皇宫中流散文物的生意。原来,从清王朝被推翻后,末代皇帝溥仪就已经开始进行一项秘密活动——以赏赐弟弟溥杰为名,将故宫内的字画、古籍等珍品一包包运出宫外,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溥仪盗宝事件。这种盗运一直持续了11年,盗运出的国宝达上千件之多,然后就运到天津英租界。溥仪被驱逐出故宫后,潜逃到天津日本租界,并于1931年在日军掩护下潜逃东北,在长春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从故宫偷出来的珍宝,后来也由日本人运到长春,放置在皇宫后院的小白楼内。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潜逃,除了他带到大栗子沟的一小部分书画古玩,大部分仍然留在小白楼中。但是,这些国宝在随后被负责看守的伪满洲国的士兵发现,从偷偷摸摸地拿到最后集体公开地哄抢,不少书画作品在哄抢中被撕成了碎片,小白楼劫难也酿成中华民族文化史至为惨痛的一幕。后来,其中一部分书画珍品辗转流到了北京琉璃厂,在古玩圈内被称为“东北货”。当时,杨仁恺为了发展自己在古代书画方面的志趣,已经来到北京,并很快成为琉璃厂的常客,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来这里欣赏书画,和店主、收藏家交流,耳闻目睹了多件堪称国宝的“东北货”被张伯驹等收藏家重金购入的全过程。那时,他还没有想到,在今后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自己的一生都将和这批国宝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发现《清明上河图》

　　真正让杨仁恺这个名字被整个文物界知晓的,还要从他如何发现家喻户晓的《清明上河图》说起。1945年8月,苏联红军在沈阳机场俘虏了本想在此转机逃往日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当时他随身携带的物品移交给了我方,后来存入了东北人民银行保险库,其中就包括一批来自故宫的书画珍品。

　　1950年冬天,东北博物馆(今辽宁博物馆前身)开始着手整理战争中缴获的文物。此时,杨仁恺已经从北京来到所在地为沈阳的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新成立的东北博物馆清点这批文物。有一天,杨仁恺来到各种藏品堆积如山的库房,在一堆已经被认定为赝品的书画中看到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但他开始并没有太过激动。因为在这以前,东北境内已经发现好几幅《清明上河图》,都被看成是明清时苏州作坊或清宫画师所绘制的仿摹本。由于《清明上河图》问世不久,仿冒品就层出不穷,有的赝品被当成真迹被故宫收藏也不奇怪。而且根据传闻,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已经被运到了台湾。但是,随着画卷一点一点地展开,杨仁恺的内心逐渐升起了按捺不住的一阵阵狂喜。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长卷绢画,画面呈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此画已经年代久远。而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都体现着明显的北宋特征,仅这点就是各种仿摹品不具备的。而且这幅长卷上虽没有作者的签名,但后部却有大量历代名人的题跋。

　　解读着古代收藏者们的题跋所透露出的信息,结合此画的时代风格,杨仁恺断定它就是800多年来在传说中隐现的北宋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后来,在《国宝沉浮录》中,杨仁恺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顿时目为之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从此,杨仁恺的名字便与《清明上河图》连在了一起。仔细鉴赏着真迹,杨仁恺先生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历来假冒《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很可能并没有见过张择端的真迹。因为真迹的收藏者把自己的画视为珍宝,没有几个人看到,所以那些仿冒者只是根据传闻,参照《东京梦华录》等文字记录来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流传于世的有30多个版本,相互间差别极大,与真品相差更为明显。

　　追回清宫散佚书画

　　《清明上河图》找到了,但更多在小白楼劫难中散佚的国宝不知下落。不久,更大的责任落到了杨仁恺的肩头。

　　原来,从1952年初开始,在长春市一些居民家中,尤其是曾经在解放前当过古玩商的人家中发现了为数不少从伪满皇宫流失出来的书画。这一情况上报给东北人民政府后,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该组成工作组调查,杨仁恺也被调入了工作组。于是,他奉命来到小白楼劫难的发生地长春,在民间搜寻散失的国宝。当年从溥仪身上截获的书画珍品虽有上百件,但与伪宫小白楼内存放的国宝相比,不及十分之一。在近三个月的清查时间里,为了追回这批国宝,杨仁恺顺着线索逐一追查,奔走于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即使是最细微的线索也不放过,以最大程度地弥补小白楼劫难给中国文化史带来的创伤。

　　他很快就找到了小白楼劫难的主角之一、伪满洲国士兵王恩庆。此人在国宝流失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可谓非同小可,如果把整个国宝流失的线索比喻成一条藤,那么此人就算是最大的瓜之一。他不但参加了哄抢,还最早“觉醒”,知道了国宝的价值,他多次从其他士兵手中进货,再倒卖给古玩商。他还颇有风险意识,因为担心走漏风声,选中天津的一家古玩店作为“长期合作伙伴”。经过摸底,杨仁恺发现,从此人手中卖出的国宝达44件之多。有的是他直接从小白楼抢出的,有的是他代别的士兵卖出收取回扣的,有的是他低价买进又高价卖出的。其中有的珍品最后流失到了国外。杨仁恺和他几经谈话,终于劝说他交出了还留在手中的书画14件。其中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法书《城南唱和诗》,因为朱熹存世作品多为简牍或者论著手稿而极为珍贵。而且这部作品意境高远,虽然是信手挥毫的应酬之作,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早在20世纪40年代,杨仁恺就发现北京、天津、长春等地都有大批古玩商参与了流失国宝的投机。他察觉到,如果再不行动起来,从古玩商手中收回国宝,随时都有可能有国宝流失海外!但是,对付这些古玩商可和对付那些伪满洲国士兵的办法大不一样,他们都是久经历练、城府深厚的“业内人士”。杨仁恺利用自己丰富的学识,先是让他们感觉有共同语言,再进一步思想动员,一点点告诉他们国家文物政策。终于,很多古玩商受政策的感召,也被杨仁恺对国宝的热爱和学识感动,上交了大批国宝。

　　然而,还是有让杨仁恺愤懑痛惜的事。当初,大批书画珍品藏在小白楼的秘密,从运到长春到伪满洲国覆灭,足足保持了14年。最终这个秘密是被一个名叫金香慧的执勤卫兵发现的。他是第一个发现这批文物的,抢到手中的也最多。后来杨仁恺找到他后,他交待出,解放初土改时期,他的妻子怕担风险,把他从长春带回的众多堪称国宝的书画当柴薪一轴轴、一卷卷地送进灶中,价值不可估量的国宝就这样被无知者付之一炬!

　　在长春近三个月的明察暗访中,调查小组陆续追回了清宫散佚书画319件,其中130多件珍宝在上交后调拨故宫博物院,与其它捐赠征集的法书名画一起,回到了故宫博物院,1954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在国庆节的一片喜庆中揭幕开馆了。《清明上河图》成为博物院绘画馆的镇馆之宝,北宋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等更是在展厅中交相辉映,让人们沉醉不已,流连忘返。

　　在这3个月之后,杨仁恺已经圆满完成指派的工作任务,但事实上他对文物的搜救工作并没有停下脚步,仍然时刻注意着每一件流失国宝的命运。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代表作《笤溪诗帖》就是这样发现的。当时为了丰富辽宁博物馆馆藏,即便是在到东北工作之后,杨仁凯也经常来到北京琉璃厂了解最新的情况。公私合营之后,荣宝斋成为国家征购古代书画最大的窗口。1963年4月的一天,一个外地年轻人背着一个装满破纸片的布包袱,来到了荣宝斋。当时恰好杨仁恺在北京出差,因为荣宝斋的老板侯凯是他的好朋友,他不住旅馆而是住在荣宝斋。当时他正在后院休息,营业科副科长田宜生在柜台上看到这一包袱纸片后第一感觉就是非同小可,但又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就请他看个究竟。杨仁恺回忆起那一幕时说:“我出来一看,大吃一惊,这些片子是破了,但是对得起来。缺一两个字不要紧,坏了也对得起来,这里边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北宋时期的书法家,宋四家里边米芾的《笤溪诗帖》,这不得了,这是国宝。”于是他怀着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心情,拼对了整整一上午,终于使这件已经变成碎纸片的国宝重见天日。

　　写不完的《国宝沉浮录》

　　谈起搜寻国宝的过程,就不能不提到那部收藏爱好者几乎人手一册的《国宝沉浮录》。其实,这部书的题目背后也隐藏着一个故事。1989年11月,这部写作历时近40年的巨著即将面世,这时此书责任编辑建议把书名改为《国宝沉浮录》。杨仁恺很喜欢这个明快的新名字,但他心中还有一个情结难以割舍,就是原书名“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为茅盾所题写。这位文化老人对这部书的写作情况极为关心,在去世前还在多次问及。最后,这部以“国宝沉浮录”为主题、“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为副题的巨著终于问世。

　　提到这部书的由来,杨仁恺说,这部书虽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但其实早在他搜寻国宝之初,他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作为整个搜寻过程的参与者,应该将这一段历史真相形诸文字,这些不但是珍贵的史料,更能警醒后人爱护国宝。于是,对于每一件国宝的回归过程他都在事后逐一记录。多年来,他白天忙于搜寻、鉴定,只有在夜晚才有时间在灯下伏案书写。稿纸越堆越高,而故宫散失的书画不断发现,对已经发现的书画也不断有新的结论,他就不断怀着快慰的心情去修改。在整部《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问世前,他还有一篇篇论文《宋人寒鸦图析》、《关于史可法书札的考识及其他》发表。

　　杨仁恺说,《国宝沉浮录》的基础是那段时间(在长春寻访流失国宝的三个月)工作的报告,但是既然要出版,就要和历史笔记不一样,必须是见人见物的。这方面的书籍不应该是干巴巴的,要有鉴定真假的过程读者才爱看。他说,《国宝沉浮录》还没有写完,还要增订,继续补充。文物界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一幅画,只要他打开三分之一的部分,就能看出这幅画的真伪、作者、年代。于是不仅国内,海外很多收藏家都争相请他为自己的藏品作鉴定。这也给了他更多机会见到由不同途径流失海外的国宝。1999年《国宝沉浮录》再版时,又有数十件新发现的书画作品得以补充进去。

　　尽管如此,至今还有在战争中流失的难以计数的国宝没有发现,这让他牵挂不已。1945年8月,大势已去的溥仪从长春逃到了大栗子沟,用书画和当地人交换生活用品。后来在当地发现了韩干的《神骏图》等。当时在大栗子沟散失了多少国宝,已经成为难以破解的千古之谜。杨仁恺说,现在还不知道多少国宝处于“沉”的状态,虽然主要的作品很多已经“浮”出来了,但还有一些尚未发现,其中我最记挂的是像王羲之等东晋的东西还没有发现,要等到它们都“浮”出来,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这本书才到真正完成的那一天。

　　杨仁恺说,国宝的沉浮和历史的沉浮是一致的,乱世里面流失,盛世里面才能回归。没有国力就没有财力。像故宫买《出师颂》、上海博物馆买《淳化阁帖》,都是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财力增加了才买得起。几年前被国内一家企业购回的圆明园兽头在香港展出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讲课,当时就去看过,后来知道这件国宝回到国内,心中很是欣慰。现在很多国宝是由私人收藏家和民营企业收购回来的,这是“藏富于民”,只有民间有了,老百姓有了,国家收藏才能够丰富。

　　除了不知所踪的流失国宝,让他时刻不忘的还有原藏于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原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于当时国际环境方面的原因,沈阳故宫文溯阁所藏的《四库全书》被运送到了西北某省保存,并从此“有去无还”。杨老说,只有让《四库全书》回到文溯阁中,实现“书阁一体”,才能更好发挥它的价值。当初,杨仁恺刚刚来到沈阳的时候就被安排住进了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而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恰恰就是校勘《四库全书》。当时《四库全书》因为长期存放在地下书库,再加上多次迁移,破损极多。杨老和另外两位研究员用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才修补完成。他们三人从此也有了“文溯阁大学士”的雅号。这一沈阳故宫的镇馆之宝如今难以回归故里,杨仁恺就象思念亲人一样念念不忘,不放过任何机会发出呼吁,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让《四库全书》早日回到文溯阁。

• 推荐关键字：鉴定大师与蒙难国宝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