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7-08-13 13:27　　　来源：

 “实际上，这是个观念的问题。中国人没有艺术收藏的习惯。在十年前，买卡拉OK机花上几千块钱他们不会觉得贵，但是同样的价钱买幅画，他们就会觉得很贵。”劳仑斯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说明在中国艺术品价值被忽视的问题。

    十年前抱着看新鲜的想法去香格纳画廊看展览的观众，并不买当代艺术品的账。几千块钱一幅画，不但中国人觉得贵，就是当时参观的西方人也觉得很贵。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什么东西都应该很便宜。

    如今那些人也许都十分后悔。这十年间中国当代艺术像坐上火箭一样飞速推进，艺术品价格更是一炮冲天，一涨再涨。而应该得意的正是香格纳画廊的主人劳仑斯，他代理的艺术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例如王广义、周铁海、曾梵志、丁乙、徐震、杨福东等人，如今都已经蜕变为当代艺术圈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画廊也在2005年被收入Thames & Hudson 出版的《国际画廊——从战后到新千年后”——定义现代艺术的画廊、艺术家、艺术空间的编年史》(“International Art Galleries, Post-War to Post-Millennium, a narrative chronology of the dealers, artists and spaces that have defined modern art”)一书，成为这部长达500页的编年史中收录的七十五家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画廊之一。

    四十八岁的劳仑斯（Lorenz Helbling）名片上印着一个很诗意化的中国名字何浦林。这位从瑞士远渡重洋而来的老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超过十一个年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娶了一位上海太太，经营着一家当代艺术圈里响当当的画廊——香格纳。

    1958年，劳仑斯出生在瑞士苏黎世附近一个叫Brugg的小城市，父亲和两个兄弟都是艺术家。尽管父亲总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就是家乡，劳仑斯却不甘心生活在这个仅有一万人的小城市。大学时他在苏黎世大学攻读艺术史，其间报名参加了学校里来中国的留学生交流活动。1985年他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从此开始了和上海的不解之缘，并对中国历史和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7年到1989年，他回瑞士又读了两年书，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电影《芙蓉镇》的研究。“这个电影有两个不同的放映版本，在中国看有两个小时，而在西方只有一个半小时，这个很有意思。”劳仑斯回忆起这篇文章依然显得饶有兴致，“在西方的那个版本里，电影只是被简化成了一个爱情故事。”1989年他完成了这篇论文，毕业后却找了一个和自己的专业、兴趣都毫不相干的电脑方面工作。但是很快劳仑斯就对此感到厌烦，工作就仅仅是为了赚钱生活，这一点让他非常抗拒。两年后，他决定将生命之船驶向下一站——香港。

    原本去香港是想继续读书，研究他喜欢的中国电影，“可是香港不是一个读书的地方”他说。1992年、1993年的时候，大陆已经开始在香港做一些当代艺术的展览，举办艺术博览会。出身艺术之家的劳仑斯很快就发现了比电影更有意思，也更新鲜的东西：中国当代艺术。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香港有名的万玉堂画廊工作。“以前学习艺术史，艺术还是比较飘渺的东西，而在画廊的工作必须面对作品”，劳仑斯说，“比如我突然知道了一个画有多重。” 在万玉堂他接触到了陈逸飞、陈家泠、仇德树等一批上海名家的作品，因此很想来大陆看个究竟。 

    在香港高度商业化的市场氛围下，艺术品往往也只是像商品一样被对待。劳仑斯并不喜欢这种方式：没有机会和艺术家进行交流，不知道艺术家的创作想法，艺术变成了一个买卖，背离了艺术本来的样子。来中国开设画廊的想法在他脑海中越来越强烈，而两年被他戏称为“什么都做过”的画廊工作生涯也让他积累了足够的工作经验。1995年，劳仑斯又一次来到上海，希望在这里开始他的事业。

    不过避开中国的艺术中心北京，选择上海开办画廊还是让很多人不解。其实精明的劳仑斯头脑中早打好了自己的算盘：
　　
    上海并不是当代艺术的蛮荒之地。劳仑斯很早就了解到这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艺术家。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上海就有丁乙、李山、余友涵、孙良四位艺术家入选。但是他们的名声仅限于很小的学术圈内。而同时期的媒体只对政治层面的东西感兴趣，展览被封，或某人的作品敏感这样的事情才会被拿出来报道，因此外人对这些优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根本无从问津。最终劳仑斯 “考虑好了做什么东西”。现在他依然决定在中西之间做自己的文章：在上海开画廊——和艺术家们保持沟通，发掘好的作品，拿到西方——宣传中国当代艺术，告诉他们这里有多么好的作品。

    1996年的春天，上海第一家当代艺术画廊香格纳成立了。“最大的困难，一是钱的问题，二是没有人感兴趣。”不过劳仑斯想办法说服了波特曼酒店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请酒店负责人到自己家中参观收集的作品，“他们觉得作品很好，但是又强调自己不会买。”劳仑斯笑着说，“不过他们同意了将走廊墙壁借给我们使用。不收租金，卖掉了作品就和他们分成。”

    画廊举行的第一个展览是丁乙个展。画满了“+”的五幅作品挂在酒店走廊的两面白墙和两面大理石墙上。参观者们络绎不绝，其中有领事馆官员、酒店客人、艺术爱好者，也有看热闹的普通群众。尽管这次展览一幅作品也没有卖出去，但画廊的名字却渐传渐远。后来劳仑斯相继结识了瑞士籍策展人哈罗德•塞曼（Harald Szeemann）以及著名的瑞士收藏家Guy Ulleus。

    “当时我写了一百多封信邮寄给国外各大美术馆、画廊、策展人之类的，只有哈罗德•塞曼给我回了信”劳仑斯说，“他说他对中国当代艺术还有我的画廊感兴趣。”而结识Guy Ulleus，更像是“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Guy Ulleus在来上海的飞机上恰巧读到了有关香格纳画廊的有趣报道，随后便很有兴致地跑来参观。 

    国外主流艺术圈由此向劳仑斯打开了一扇窗，尽管如此困难，但这绝对是一个好的开始。1998年画廊搬到了复兴公园，紧挨着名流云集的酒吧PARK 97。虽然有了自己的展览空间，但不足100平米的简陋小屋实在放不下太多的作品。大的项目只能在外面做，比如和美术馆合作举办展览。

    此时慕名来画廊参观的人已经渐渐增多，但买画的人还是很少，一个月能卖掉一幅画就能让做了三年画廊老板的劳仑斯兴奋不已。他整天忙着和艺术家们讨论艺术，寻找各种让他觉得激动的艺术作品，说服他遇到的每个人对艺术产生兴趣。似乎对于赚钱的问题并不十分在意。最初和劳仑斯合作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艺术家，例如周铁海、薛松、丁乙、申凡和浦捷。他觉得这样更容易和艺术家们沟通。“他很细心、聪明，也很善良。”周铁海说，“94年底我们就互相认识了，一直合作到现在，大家都互相信任。画廊并没有和艺术家签约，实际上很多艺术家最后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劳仑斯推广艺术家的时候还会开玩笑一样告诉别人“嘿，这是你的邻居，你不知道他做什么东西吧？”后来画廊的选择范围扩大到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不过最重要是看艺术家会不会做什么新的东西。也要看他们最初的作品，看他们如何发展。”劳仑斯总结说。

    2000年是香格纳画廊的转折点。香格纳成为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地区唯一受到邀请的中国画廊，首次登上了巴塞尔的艺术殿堂。直到现在，谈起这件事情，劳仑斯还是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与开心。“乔纳森•纳帕克(Jonathan　Napack)来看过我们画廊的作品，他是巴塞尔在亚洲的观察员，”劳仑斯回忆，“他回去以后就给我们寄来了邀请信。我们当时做了周铁海的《安慰药》。”

    从那以后，香格纳画廊每年都受到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邀请前去参展，2001年开始每年参加法国巴黎的FIAC艺术博览会，2004年开始每年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开设的迈阿密分场。这一很有分量的国际履历，使劳仑斯终于完全实现了他向国外推介中国当代艺术的想法，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艺术家被香格纳看中，也意味着从此多了一条通向西方主流艺术市场的途径”。 

     劳仑斯渐渐做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随着当代艺术的火爆趋势和代理艺术家们的知名度等综合因素，画廊的生意蒸蒸日上，收入比起刚成立时有了成百倍的增长。

    2005年5月，画廊正式搬迁到莫干山50号，将之前一直当作画廊仓库使用的房子和2004年在这里新增设的展厅H空间一起，组成了新的香格纳。H来源于德语单词KUNTHALLE，这个词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指介于画廊和美术馆之间的一种非赢利性质的机构，用于展示、收藏艺术作品。“现在画廊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做美术馆，而不是卖画。”劳仑斯解释说，现在艺术品市场非常活跃，可是买画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搞艺术收藏的人却很少。那些艺术品被藏在家中，失去了被更多人观摩、欣赏的机会。“中国需要有更多的私人美术馆出来，这样艺术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意义。”

    不过忙碌的劳仑斯目前还没有时间投入这项工作。“我们今年的打算是为画廊十周年纪念做一本书，另外还要做十个展览。” 坐在我对面的他突然扮了一下鬼脸，“不过得抓紧时间，现在我们才做了六个，不然做不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