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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距离与文化空巢

http://www.socang.com　　　2007-08-07 10:42　　　来源：

　　缩小与文化的差距，消灭文化空巢现象，应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政府应直面文化距离与文化空巢的成因，确立社会文化消费需求依赖型的客观决策思想，摒弃资源依赖型的主观思维方式。

　　何为拥有文化？日前对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短暂之旅，至今仍魂牵梦萦。不单是小城40万人口竟拥有43座博物馆的文化富饶，而且还有当你信步街巷时那不断邂逅的美好故事，那不计其数的人文历史痕迹浸淫市民成长环境的状态。

　　联想近两年国内兴起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热谈，客观地讲，这是社会现代化建设一大幸事，是政府职能转换的前奏，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方向之一。

　　然而，众多研究成果中出现的文本主义气息，数量规模型趋向，设施产品化内容，重硬件、轻软件的态度，颇让人生疑。讲文化服务，不能无视被服务对象真实需求、无视文化消费与供应规律。

　　毋庸讳言，中国的确存在公共文化物质方面的大量历史欠账，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尤为严重；但是同时也存在已有物质条件利用效率低下，发挥效益不理想，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偏颇失范等严重问题。所增加的文化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扩大的相关从业队伍，并不能与引导人、塑造人、满足人们与时俱进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标，与覆盖社会主流人群的效果画等号。其中“文化距离”和“文化空巢”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雪中送炭”式文化应得到最大覆盖通过“社区文化和文化社区”项目的调研，市民、国民与文化的距离引人注目。伴随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两极分化同样在文化领域出现:一方面新兴社区当中豪华文体中心的崛起，超过一般星级酒店健身娱乐器材的到位，各类群众性、兴趣文化团队的蓬勃运行，政府组织的文化广场活动的此起彼伏，这是普遍的事实。但是跻身此类“文化”当中的属地驻民，实际仅占社区全部人口的12％以下。他们作为有精力、体力、兴趣、才艺、经济、时间的人群，往往还是近年来赴国内外旅游，享受时尚类、奢侈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主体，是接近现代城市生活质量的主体。然而另一方面，从社区中更多可以体察到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造就的边缘群体，空巢老人家庭中的孤独无助，“道德退坡”引发的人际疏离和冷漠、戒备……这些广泛和迫切的文化需求，却亟待得到公共文化阳光的惠顾。除了露天电影活动，被众多群众所期盼的人文关怀、精神慰藉、心理指导、行为训练、技能培训、机会展示、文化激励、实时帮助等等，尚待到位。一些社会人群面临着与社会文化的隔膜，与现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距离。

　　民生问题丛生群体所需的“雪中送炭”式文化，与“锦上添花”式群体所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的门类，有极大的不同。而恰恰前者，是任何定义下公共文化服务的首先应被照应者、应得到最大覆盖效果者。古今中外历史证明，越是生活水平低下、经济条件较差者，越是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者。

　　意识理念观念缺失使文化距离加大冯骥才先生今年屡屡谈及“文化空巢”现象，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国民与文化的距离问题。冯先生谈到的是在即将列入改造施工的历史街区中，博物馆积极开展的文化抢救行动却发现了几乎全体居民家中绝少历史文物的“空巢”现象。但笔者则结合对一系列城市规划调研经历，谈所体验的更大外延、更深内涵的“文化空巢”现象:一些挂有国务院颁发的“历史文化名城”头衔的城市，难觅地域历史标志性痕迹的“城市文化空巢”；生活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现代文明成果显著地带的人们，几乎难以完整准确叙述曾经广为流传的杰出人物、重大事件的“头脑文化空巢”；经济条件改善后，可以置办汽车、公寓、全套家用电器、时髦家庭装修，却几乎没有民族文化价值和人的现代性素质追求的“精神文化空巢”。

　　如果每到一地，都处于由专家讲述两个小时之后才会感觉存在着“虚拟文化”的状态，一代代人并没有置身于文化，真正拥有文化，受到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当代文明的影响熏陶，那么就不会有通过认知、认同、认领和认购过程，掌握、发扬、传承民族文化的建设者大军，那种企盼在有文化见识、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软实力的精英阶层带动下，实现伟大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目标也会更加遥远。

　　加大文化距离的不仅有意识、理念、观念的缺失，还包括在它们指导下行为的荒诞。在参与的数十个城市的文化发展项目中，除去对各地普遍出现的飞速发展形势倍感鼓舞外，也常常为中看不中用，甚至没有考虑怎么用的公共文化设施的成批涌现而感到心痛难忍；更对居然有对公共文化服务不热心、不在行、甚至根本没打算以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人在主持此类的建设和管理而愤愤不平。多少文化体育设施，尽管现代化标准很高，却在落成之后或门可罗雀，或大部分出租变成商业卖场，或者成为“圈子”人士的俱乐部。

　　关注效果关注产品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缩小与文化的差距，消灭文化空巢现象，应该成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帮助英国工党政府在1997年采用“创意产业”概念始作俑者之一的菲利浦·多德先生，有一段通俗易懂的言论，适合铺设中国公共文化服务道路之用:品牌就是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向外人、向世界讲述激动人心的关于你自己发展的故事”，“一个有助于人们改变对一个城市旧有观念和看法，从而吸引潜在的投资者、访客和专业人士来这里工作的故事”。

　　的确，大大小小的品牌，上至民族国家，下至产品服务，无不伴随着各具魅力的故事；所谓文化本身就是由生命型的人和事件组成的符号与故事的长河。所谓文化城市、文化国家，则是浸淫在如此故事的海洋中的文明高地，人们是通过故事的线索相连着民族文化的血脉。

　　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主要责任者——政府，应直面文化距离与文化空巢的成因，在理论上确立社会文化消费需求依赖型的客观决策思想，摒弃资源依赖型的主观盲动型思维方式；在规划上，首先选择优秀的“故事”内容，将文化消费，主要是对“内容意义”上的消费方向把握住。再者选择优秀“故事”适应当代传播趋势的科技手段、形式载体，使文化传播、文化服务进入喜闻乐见和积极有效的领域。在投入机制上，“软硬件”并重，强调汇聚社会化、专业性的职业队伍，“英雄不问出身”，只问有无相关的能力、条件、热心；多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政府严格管理与享受服务的国民监督纠错的方式。选择、培育愿意讲“好故事”、能够讲“好故事”，而且不断创意研发新的激动人心的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进步故事的队伍，由他们来使用投资、管理设施、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从而让当代中国人的主流群体跟随国家经济富强的脚步，迅速成为拥有文化的时代力量，让文化建设也纳入质量效益型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关注效果、关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也就是国民文化素质的变化，才是我们进行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规划和建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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