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层堆积

　　遗址均位于右江河谷，除坡平遗址的地层堆积直接压在第三纪基岩外，其他遗址均处于右江河谷典型的网纹红土阶地（第四级阶地）上，其中大梅遗址跨越三个阶地。从总体上看，各个遗址的地层堆积大同小异，尤其是位于网纹红土阶地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地层堆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堆积由上部的均质红土层和下部的网纹红土层组成，但两者之间无明显界线，属于渐变关系；均质红土层又可进一步分为若干小层。除网纹红土层出手斧外，均质红土层和网纹红土层出土的石制品无明显差别，且均属原地埋藏。属于这类堆积的遗址有南半山、那满、六怀山等。第二种情况是堆积也分为上部的均质红土层和下部的网纹红土层，但两者之间有一明显界线，而且此界线是起伏不平的；均质红土层也可进一步分为若干小层。在均质红土层和网纹红土层的界面上分布较多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多有明显的冲磨痕迹，器表也有一定程度的风化，在原料和石制品组合上跟其下的网纹红土层出土的石制品一致。

　　二、遗迹

　　此次发掘揭露出一处大型石器制作场和多处用火遗迹。在大梅遗址B区第三层发现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场，揭露面积约700平方米。制造场内分布着成千上万的石制品，包括砾石、石锤、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断块、碎片等，成品很少。这些石制品反映出石器制作的各个环节。尤为重要的是，制造场内发现许多“石堆”，多由断块、碎片组成，“石堆”直径大小多在50厘米以内，石制品岩性单一，往往只有一种岩性，表明是一个石器加工点，代表一个作业者的工作位置。在那哈和那赖两个遗址的较晚地层中也发现几个石器加工点。在那赖遗址北区还揭露出一个大型石器分布面，面积近2000平方米，位于第五层层面。石器分布密集，连成一片，大多为工具类型，缺少断块和碎片，应为古人类活动面。

　　在大梅遗址、坡洪遗址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用火遗迹。在大梅遗址B区石器制造场范围内发现两处烧土面，每处直径约30厘米。在坡洪遗址第二层底或第三层表发现3处含有大量炭粒、红烧土的用火遗迹，每处的分布范围直径约30~50厘米。

　　三、出土遗物

　　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几乎都是石制品，另有少量玻璃陨石；其中石制品约25000件，玻璃陨石450多件。石制品绝大部分发现于大梅遗址和那赖遗址，其他遗址发现不多。根据初步观察，石制品大体上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出自均质红土层，主要发现于坡洪、檀河、那哈等遗址；第二组出自均质红土层底网纹红土层面；第三组是出自网纹红土层。第一组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细砂岩和硅质岩砾石，打片和加工石器基本上使用锤击法；石器均为单面加工，器体较小，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手镐等，缺乏手斧和薄刃斧。石制品棱角锋利，没有冲磨痕迹，也无明显风化。第二组石制品的原料多为石英岩和砂岩。打片和加工石器使用锤击法和碰砧法；石器基本上为单面加工；器体粗大、厚重；类型有砍砸器、手镐、手斧、刮削器等，以砍砸器为主，出土少量手斧。石制品表面颜色泛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风化，多具有明显的冲磨痕迹。第三组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有石英砂岩、砂岩、石英岩和石英。打片和加工石器使用锤击法和碰砧法。石器大多为单面加工，但像手斧和个别砍砸器是两面加工的。石制品表面通常呈黄白色，并杂以网纹斑点，没有明显的冲磨痕迹。总的来说，这三组石制品中，第一组石制品和第二、第三组差别较大，而后两组则大同小异。

　　玻璃陨石主要发现于南半山和那赖两个遗址，其他遗址少见。在坡洪遗址发现的几件玻璃陨石分别出自均质红土层、均质红土层底或网纹红土层面，以及被侵蚀过的砾石层层面，这些玻璃陨石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冲磨痕迹，应属异地埋藏。那赖遗址的玻璃陨石则出自网纹红土层底、紫红色杂土层面，它们和石制品均属于原地埋藏，没有任何冲磨痕迹或人工痕迹。其他遗址发现的玻璃陨石均出自网纹红土层中，没有任何冲磨痕迹或人工痕迹，应属原地埋藏。在那赖遗址和南半山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不仅数量多，而且大小和形状也多种多样，有球形、扁圆形、长条形、片状等；大者长达67毫米，小者不到10毫米，薄如指甲。

　　四、年代

　　根据地层堆积和地质地貌分析，坡洪、檀河、那哈、那赖等遗址地层堆积成因分两种：第一种是砾石层之上的网纹红土层，为河流沉积而成；第二种是位于网纹红土层之上的均质红土为坡积，是保留阶地形成后网纹红土层在地表流水的作用下，受到冲刷和侵蚀，在地势低凹的地方形成的次生堆积。出土于这种次生堆积的石制品是原地埋藏的，没有经过搬运，因此，它的年代要晚于网纹红土层的石制品。至于出自均质红土层底网纹红土层面上的石制品可能是其上的网纹红土被侵蚀后，网纹红土层的石制品遗留在地表，之后又被后来的坡积物所覆盖。因此，它的年代应和其下的网纹红土层出土的石制品相同。从石制品本身看，两者基本一致。由此推断，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遗物至少可分为两期。

　　南半山遗址的网纹红土层上部和中部都出土了石制品，两者在同一探方的深度相差约2米，中部出土的遗物中有手斧和玻璃陨石，而上部则没有，那赖遗址也有类似发现。这似乎表明在网纹红土层中出土的遗物也有早晚之分。大梅遗址第二、第三级阶地上、下部的地层差别较大，两者的石制品在原料、大小和风化程度也明显不同，年代上应有早晚之分。

　　总之，根据地层和出土遗物初步推测，百色盆地旧石器存在早、晚不同阶段。其中出自网纹红土层与玻璃陨石共存的包括手斧在内的石器，其年代较早，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而出自均质红土层上部的石制品，包括石器制造场和用火遗迹，其年代最晚，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外，均质红土层和网纹红土层本身出土的石器也可能有早晚之分。

　　五、重要意义

　　百色盆地旧石器是一个砾石石器工业，广泛分布在长约90公里、宽15公里的百色盆地右江河谷的高阶地上，已发现的遗址或地点达80多处。1986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外科研单位进行了多次的科学考察，在第四纪地质、旧石器考古和年代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00年3月，中美科学家关于百色旧石器的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指出百色旧石器是一个含手斧的石器工业，其年代为距今约80万年，这一研究成果对莫维士理论提出了挑战。

　　此次百色盆地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获得一系列新的发现，对于解决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分期、阶地序列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如下四点：

　　1、发现手斧和玻璃陨石的原生层位均为第四级阶地的网纹红土层，它们是共生共存的。那赖遗址和南半山遗址的网纹红土层中出土的手斧和玻璃陨石均处于同一水平层，且相伴而出，都属原地埋藏，表明手斧的原生层位和玻璃陨石是相同的，地层年代为距今80万年是可靠的，从而解决了百色手斧的地层层位和年代问题。

　　2、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晚阶段的文化遗物，在同一阶地不同地层中出土了石器。坡洪遗址、那赖遗址、那满遗址、南半山遗址和大梅遗址同一阶地的不同地层中均出土了石器，除坡洪遗址出自均质红土层底网纹红土层面的石器外，这些石器都是原地埋藏的。另外，不同的阶地也出土有旧石器。大梅遗址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级阶地的地层中都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旧石器。这些出自不同地层、不同阶地的遗物不可能属于同一年代，显然存在早晚不同阶段，证实了百色盆地旧石器存在早晚关系，这是历年来发掘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3、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规模石器制造场。像这样规模大、石制品丰富、保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在华南地区属于首次发现，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石器制作工艺和技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规模石器分布面和用火遗迹的发现在研究古人类的活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4、获得一批有关百色盆地第四纪地质地貌的重要资料。那赖遗址发现同期异相的地层，坡洪、檀河等遗址的地层有坡积和河流沉积两种，大梅遗址发现存在第二至第四级阶地。这对于研究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的堆积成因、解决百色盆地右江河谷阶地序列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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