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7-07-16 10:40　　　来源：

随着精神生活需求的迅速增长，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间收藏活动的兴起，人们对跨文化、超时空感受的追求使得社会对文物古迹和考古学知识也越来越感兴趣。近来媒体对考古发现频频报道，中央电视台对考古发掘现场的几次实况转播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考古普及的丛书一批接着一批，有的尽了作者最大的努力，试图交给公众一些客观真实的知识；有的粗制滥造，以讹传讹，甚至误导人们相信天外来客及其失踪的飞船之类的无稽之谈——总之，它们都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交代一些比较具体的考古发现与知识，让人们相信一些关于已经消失的过去的说法——却很少有对考古学与公众的沟通、考古学的社会角色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越来越影响考古活动与考古学的形式，这都证明了——
　　

    考古也是一种公众活动

    考古学界的大事之一——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揭晓（《中国文物报》2003年4月18日）。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评选邀请了参评发现项目的各位考古队长到北京来现场进行学术报告，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现场为评委和听众答疑，并现场进行评选揭晓。从1991年至今，经过这样的程序，考古发现不仅更好地被同行所分享，同时也逐步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供更多的人品味，考古新发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考古知识的建构，与当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和信息时代互动。

    考古学家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人们对文化与精神生活的需求急速升温，科普——包括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寻根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考古学界对考古科普的探索也几乎形成一种热潮。一些大科学家都开始到诸如北京图书馆的大讲堂去做关于考古学的知识讲座，更多人则尝试编写专门面向公众的普及性著作。

    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先生很早就出版了关于北京人的科普读物并被翻译成外文；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最后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总结了毕生研究所得，被他自称为“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是向大众的一个交代；另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的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先生主编《考古探秘》，许多大考古学家撰写小文章，讲述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王仁湘先生策划并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系列丛书，一共出了40余本，并且获得国家图书奖。

    考古学界以外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这一事业的广阔前景。山东画报出版社翻译引进的剑桥系列丛书中的《剑桥插图考古学史》、《100个考古大发现》以及其他出版社引进的不少关于文明起源、人类起源、考古解秘等书籍，最近开始成为热销书籍。2002年6月在杭州召开“2001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时，大约有10家出版社前来与会，希望从中发现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题材。

    现在，这种对考古学的兴趣开始向纵深处发展，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纷纷参与进来。仅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最近就连续数次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实况转播或者深度报道，造成了轰动性的社会反响：

    2000年12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进程和博物馆展览互动式直播。50分钟。

    2001年6月，云南澄江抚仙湖湖底水下考古直播。2小时45分钟。

    2001年10月，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现场直播。40分钟。

    另外，与考古有关的专题片也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引进一些国外著名的考古节目。音像店里销售的与考古发现、地理探险有关的光盘种数也在不断增加。

    2002年和世界杯转播几乎一样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直播埃及金字塔开棺，日本花100万美金、中国花25万美金购买转播权。一时间，关于考古发掘的话题街谈巷议。国内不少考古发掘也纷纷模仿，尝试有偿转播和独家买断转播，浙江杭州雷锋塔、湖北九连墩、江苏大青墩汉墓的电视转播，电视台都向考古单位支付了不菲的转播费用。

    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众与媒体的积极参与，赋予考古学与考古活动以新的活力和意义，但也会严重影响考古学作为一种学术的独立。这并不能表明我们应该往回撤，而只是表明——

　　
    中国亟须建构“公众考古学”

    考古学对自己的定义是：通过调查、发掘、分析和研究与过去人类行为和生活有关的物质遗存，来达到认识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与规律的目的。考古学家通常认为自己工作的程序是：发现——整理——分析——解释。进入大众传媒的信息时代，一些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在2003年3月29日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说：

    “以考古学传播作为会议的名称，作为会议的主题，这恐怕还是第一次。……科学出版社的同志刚提出这个动议时，我自己也很犹豫，拿不准该不该参加协办，冒这个险。后来和几个朋友交换意见，又经过认真思考，才认识到，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一个会，不仅必要而且也很适时。”

    这样一个心理过程正代表了中国考古学主流开始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家对于知识进步、文化创新和社会发展的责任以及普及考古知识、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对考古学持续发展的重要的环境支撑作用。

    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这与“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的核心是一样的：如何向社会、向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会上已经有中国的考古学家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有考古学家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在日本参加考古发掘期间工地定期举行考古发掘现场发布会的情况。日本的这种发布会主要是面向当地居民，用通俗生动的形式告诉他们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所进行的工作的内容和该考古遗址的价值所在。当日本的考古学家被问道是否喜欢这种发布和表演，而日本考古学家的回答是：这是考古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告诉当地民众他们在这里进行着怎样的工作和宣传当地的历史文化是考古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因此不存在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1995年我在美国的考古工地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他们更隆重也更热情一些，将这样的活动称之为“考古节”——一种由系列讲座、展示、表演、联欢等内容构成的考古学与公众沟通的节日，当时觉得很受触动，即以《考古学的形式》为题予以介绍。

    其实在国外公众考古学并不是新鲜的玩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就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美国考古学中配合基本建设的合同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CRM）、考古学与土著的关系乃至90年代兴起的考古人体与信仰资料回埋运动，在让考古学家感到为难的同时，也极大地升华了考古学家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显学。

    2001年1月，一批美国考古学家聚集于加利福尼亚长岛，以“公众考古学：国际视野的讨论和批评”为题，讨论诸如考古学是否不可避免地应该公众化？考古发掘与研究以外的考古教育、考古知识普及、文化遗产管理等是否应该成为考古学合法的分支？如果是，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应该如何进行？考古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新闻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考古学与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考古学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互动之中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不断实现自身的完善？几乎与此同时，《公众考古学》——一本严肃的、国际性的考古学学术季刊由世界考古联盟的一批活跃人物创刊，刊物的宗旨就是探索考古学与世界政治、伦理、政府、社会问题、教育、管理、经济、哲学等的关系。最近召开的第五届世界考古大会上（华盛顿，2003年6月27日），上述论题占了28个大会论题的一半以上。

    公众考古学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当然更是任重而道远。而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

    几年前，人们还主要是通过书籍来进行考古知识的普及。现在，面向一般读者甚至专门面向孩子的考古学刊物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发展领域。以美国为例，与考古知识普及有关的刊物将近十余种，除了著名的《国家地理》、《发现》以及《科学》等经常发表考古普及文章之外，还有几种专门的考古学普及型刊物，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发掘》（Dig）、《发现考古学》（Discovering　Archaeology）和《美洲考古》（AmericanArchaeology）。它们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大旗下分别锁定不同的读者群体，比如《发现》专门面向孩子，引导他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和正确理解。

    考古学是人类知识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可以认为，这些关于人类及其文化自身的知识，是我们应对未来各种复杂挑战的主要资本；可以预见，在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对考古知识的渴求仍然是迫切的。因此，对于普及考古知识，以下几点可能尤其需要注意：

    1、考古学家应该将普及考古知识当作一种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身体力行；

    2、加快对考古资料的消化和发表：提高考古发掘的科技含量和考古资料的信息含量；加快考古资料的整理发表与共享，完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提高考古学家的研究水平和对资料的解释能力。

    3、不断探索考古知识转化和普及的形式与方法，既要善于利用传统的考古学写作形式和知识载体——考古报告、论文、综述性著述、普及性著述等，同时也要学习利用广播电视等声像媒体特别是新兴的互联网，扩大考古知识的表述手段和传播范围。

    4、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同时注意社会的反馈，在知识互动过程中提高考古学家进行知识创新的能力。

    把公众参与纳为考古活动的一个环节，让考古学与考古活动参与建构公众知识与社会心理，这就带来另一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