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云所 《苍茫大野》 175×124厘米 纸本墨笔 1988年

　　 我出生在太行深山沟，是地道的太行山民之子。太行不仅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灵感，也给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我对家乡的爱和家乡所给予我的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可以说太行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出生的1940年，正值日寇疯狂入侵、家国残破的苦难年月，一家人长年颠沛流离，在逃难中奔波。为躲避鬼子的扫荡，惊恐的父母常把我和一个堂弟放在驴驮的篓筐里，盖上破草帽，怕哭出声来，还在嘴里塞上旧棉絮，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山道中，往往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下了：“太行多么沉重啊！它太沉重了！”太行也是艰辛的！我的家乡土地贫瘠、石厚土薄，童年、少年的我始终过着糠菜半年粮、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日子。数十年来，一想到太行就激动，一激动就想哭……巴尔扎克曾说过：“苦难是艺术家最宝贵的财富。”这太行母亲的苦难与艰辛造就了我像石头一样坚韧的个性，也成为我终生不可割舍的、受用不尽的宝贵艺术财富。
　　这种恋母情结的驱使，使我从学生时代起便立志开拓太行画派。人生的曲折与磨难，又使这一理想一波三折。从20世纪60年代初真诚而热情地讴歌现实生活的阶段（1962年我于天津美院毕业创作《漳河畔》组画，被誉为画坛最早表现太行风情的代表作），到十年浩劫被迫搁浅中断创作，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新潮艺术冲击，其间经历了长时期的痛苦徘徊、彷徨困惑。直到1987年以后才真正静下心来，再度回到我的创作母体太行山，重新追索失去的太行魂。

一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生聚、思索与努力，使我逐渐确立了自我的美学追求，并寻到了个人与北方山水之间在艺术气质上的同构关系。凭着苍茫太行所赋予我的底气，我在作品中所弘扬的崇高悲壮精神，不仅深深融入了我个人的精神底蕴，同时也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自强与自立、不屈与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
　　梁启超说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到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从曹孟德“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到开凿“人造天河”红旗渠的太行健儿们，无不激荡着中华儿女生存与奋斗、欢乐与悲苦、大爱与大恨的“燕赵悲歌”式的豪迈悲壮。抗战时，朱老总曾说过：“历史上华北屡遭外族入侵，老百姓心里憋着一口气，不屈服，要反抗，连唱戏都要喊出来。所谓古燕赵多豪杰，心中不平就吼高腔啊！”……而这一切无疑是从理性上长期培育、陶铸、酿造我的太行精神，把握太行魂魄的精神内核和依托，这些历尽沧桑、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又是和太行的自然形貌息息相关的。

二

　　我曾在创作笔记上写道：“不作阴柔、小巧、纤弱的咏叹，不作即兴小诗和靡靡之音”，而是“追求大自然深沉、浑厚、凝重、悲壮、博大的交响乐般的阳刚之气”。为体现这种太行精神和阳刚之气，经过长期的苦苦求索，我最终选择了“有山无树、有石无水”的憨厚、朴实、雄险、壮阔的大自然原始景观，及纯水墨的积墨法作为我的太行新作的艺术语汇。
　　在画面构成上，我作了如下尝试，以东方特有的时空观，将恢弘浩茫、山海云涛般的无垠时空帷幕通而为一，群山在天地浑然中展开，构成特殊的情感氛围和空间意象。侧重表现浅空间，这是现代艺术中比较注重的，往往抓住一个有特征的局部展开画面，将巍峨峨、漆莽莽的黑石头和硬脊梁整体排列开来，不像传统山水中山重水复式的“深远”，多以一个局部切入，却令人恍惚窥见那大自然的神奇和宇宙的律动。在画面黑白处理上，强调现代式的黑白布列的节奏感与韵律感（如放射型、律动型、分割型等现代构成式布势手法）。在造型语言上，强调圆厚造型“石鼓型”的塑造感与重量感，强化其形体意识的内在张力与视觉冲击力。同时以居高临下、以大观小的大俯视角度处理，如凌空俯瞰大山的脊梁，体现燕赵大地的脊梁、中华的脊梁，亦如俯瞰大宇宙之感，以张扬其沉厚、刚毅、倔犟的个性及寂远、沧凉的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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