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的神谕说: “认识你自己！”鲁生在经过了不惑之年后，终于认识了自己，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祖先的儿子。作为亲眼看到他的成长和成就的老头儿，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一）历史框架中的潘鲁生

    我是研究美术史的，也就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美术作品、美术家和种种美术现象的。也许是职业病，见到当代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就想到“100年以后，此人此画将会如何如何”之类的问题，这也许是一种迂腐的“瞎操心”，百年后的事儿，管它作甚？但是，这却是谁也回避不了的归宿。文明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创造了文明的人，都会在这条河流中留下痕迹。不是点滴清水，就是点滴污染！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想要脱离社会生活，自称是玩“纯艺术”的人，鲁迅先生说那是“提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的人”，是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的。当然，这里的社会生活，并不单纯是指出现了国家生活之后的政治、战争、制度和管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更包括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包含在诸如亲情、语言、神话、宗教、劳动、爱情和道德感情之中的种种有形和无形、有声和无声、有文字和无文字的代代传承的人类精神成果之中。恩斯特·卡西尔说道：“如果我们用‘人类’（humanity）一词来指称这个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肯定地说，人类不应当用人来说明，而是人应当用人类来说明。”②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我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但是，同时我们又都是“人类”的一分子，我们上有祖先，下有儿女，不论你是多么了不起的人，都会死去，生命和思维都会结束，但是，“人类”永远存在，“人类”不会消亡，你的思想和艺术，将作为人类的遗产，一代代传承下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中国近百年文化史的影响力之大，在于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中国新文化的源泉在哪里？五四运动之前，学者们回答说：“在故纸堆里，在书斋里”。五四运动之后，学者们回答说：“在西方，在大洋彼岸”。而65年前，在中国的北方发出了一个声音：“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他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③他又特别强调：“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④由此而引发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个更为普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高潮。那些千百年来深深埋藏于广大民众之中的秧歌、腰鼓、信天游、莲花落、二人转、灶马、门神、剪纸、绣花、蓝印花布等，被引入“大雅之堂”，成为引发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灵感的雨露甘泉。大量的民间口语语汇进入汉语语言，使得原来的“白话文”，又一次蜕变为今天中国大陆十三亿人口普及的通用语言。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上，它的作用是怎么估价也不为过的。

    鲁生的故乡曹县，是一个萌动着新时代气息的古老的县治，具有华夏民族的深厚文化积淀。在鲁生求学之时，中国的工业文明已经铺天盖地而来，但是，他没有轻率地放弃这古老的文明乳汁，没有把这宝贵的一切当作垃圾随手丢弃。正像太阳神阿波罗所说：“人呀！你要认识你自己！”他把乡土给予他的一切，当作祖先在自己血液里留下的基因，站在这个基点上，他认为自己是20世纪“人类”的一分子，他因此而认识到，在永远不会中断的人类文化传承的链索中，自己必须承担起“继承——发展”的环节，所以，孔德说：“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历史。”⑤

    回到本节开头的命题，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潘鲁生，我以为就比较容易回答观察和评判当代美术的问题。历史总是凝练的、简洁的。300年文艺复兴运动，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城市，登记开业的画家就有4000多人，可是，在美术史上，整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载诸史册者也不足百人。“沥尽流沙真金现，光芒自在沉积中”。那些漂流而去者是因为什么？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总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至少，我以为，“根”的失却是原因之一。潘鲁生艺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有根的。鲁生把他艺术的根深深地、牢牢地扎在了民间艺术的土壤之中，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因而也会是历史的和人类的人文财富。
 
    （二）多元格局中的潘鲁生

    当代美术已经进入艺术风格多元化的时代。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古代美术的主流风格是由占据着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倾向来决定的，因此常常有“主流风格”与“非主流风格”的提法。应该说，艺术的多元化格局事实上早已形成。正如俄国19世纪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总结的那样：“风格就是人。”有的研究者认为，多元的艺术格局是一段未经积淀的历史，是一个动态的、暂时的过程。100年甚至1000年之后的美术史家来收割这个时代的时候，必定会重新“打包”、精细收割的。我也赞成这样的说法，但是，就如同用历史的铁耙子在荒地上搂草一样，搂掉的往往是没有根的浮草，而牢牢地扎下了根的艺术，却是不会轻易被掘走的。

    有人说：“老天爷是播种者，艺术家是耕耘者，史学家是收割者”。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当今画坛以绘画为职业或爱好者比比皆是，不经过历史的筛选是不可能的。史学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做出有选择的收割。最后的佼佼者当然是有根基的成功者。毛泽东在65年前的《讲话》中就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教导他的儿子千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者空头艺术家。”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史学家，怎么可能把这样的“空头文艺”收获到历史的仓廪中去呢？

    我以为鲁生是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因为他把自己艺术的根深深地扎在了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在生活中潜心观察、体验、研究、分析那些和他一起成长的当代农民和由农民衍生出来的种种手艺人、学生、老师、干部。还在青年时期，他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之后，就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王朝闻先生和邓福星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参与《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大型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1993年成为我国著名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的博士生，在道一师的指导下专攻民艺学研究，期间多次考察了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风俗民情和民间艺术，得到了丰厚的感性认识和情感体悟，著作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民艺学论纲》。在此基础上，他的彩墨画创作也吸收了民间艺术的精髓，成为从根深叶茂的民间美术营养中新生和蜕变出来的一只美丽的蝴蝶。

    鲁生的艺术是有根的，因此，它也必然是有生命力的，在我国当代多元化美术格局中，它必然，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三）当代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潘鲁生

    现今流传的各种民间艺术形态，大多产生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反映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广大农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时至今日，在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工业文明迅速普及的今天，人们会如何对待民间艺术遗产呢？这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正如张道一先生为鲁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民艺学论纲》所写的序言中所说：“当我国社会向工业化迈进，人们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期，而民间艺术一时不能适应，很容易被视为‘落后’的东西受到冲击，以致被淘汰。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很多好东西都会被冲走。在这时期，文化的深层思考往往抵不住现代生活的诱惑，而处于被动的局面。”⑦在民艺调查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尴尬和困惑，不论在城市的商店里或乡村的集市上，人们对于一个模子浇塑的廉价塑料制品趋之若骛，而对于民间匠师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的漠视让人心痛。

    张道一老师指出：“西方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如此困惑。当手工业和民间艺术被现代物质文明荡涤一空之后，面对着高科技的机器产品，又感到精神恍惚，好像失去了什么，产生一种文化‘复归’的念头。因为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不会再来，但是那些蕴含着纯真感情的质朴艺术品，却是暖人心脾的，永远也不会过时。”⑧

    现在，在一些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有些民间团体正致力于恢复和保存古老的民间工艺品种，以调节后工业社会的浪潮所引发的人类精神危机，达到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均衡、协调的发展。在张道一老师的倡导下，鲁生对于民艺学的研究，铺开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民艺学的理论和实践等诸多方面。以手工加工为主的民间工艺美术领域，匠人的双手，具有无限的魔力，是工业文明中的机器所无法比拟的，数千年农业社会下的手工劳作，锻炼了人的大脑和思维，人类学家认为，把大量的手工劳作交给各种越来越先进的机器去完成，未来的人类进化将日趋迟缓，甚至出现倒退，我想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事。鲁生的专著《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就从材料和技巧诸方面专门进行了调研和总结。可以说是抓住了民间工艺的“牛鼻子”。正是由于这些深刻而到位的研究，鲁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民艺学论纲》不但在学科体系上作出了对于民艺学的全面论述，而且在写作上做到了逻辑缜密、层次清晰，令人一目了然。

    当代文化中民间艺术的回归倾向，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怀旧”情结的需要，而且也是对于从“谋求最大利润”的原则出发而出现的工业产品的粗制滥造的一种控诉和反抗。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人们纠正工业社会带来的紧张心态和不安定感而采取的一种最廉价的自我解脱。为什么人们在安装了高级防盗门之后，还要在门上贴一张“门神”？为什么已经使用沼气的厨房里，还要贴一张“灶马”？并不是人们还相信门神、灶马能取代防盗门和沼气炉的功能，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心理平衡，使人们在相信功能之外，还有一种情感上的愉悦和满足，这正是作为文化概念的“人”，绝不能等同于动物概念的“人”的原因所在。美国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也提到过类似的例子，他在回答后工业社会的人文主义缺失时，一方面认为未来的技术革新可以做到“按人定做”小批量生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采取人工手绘等办法来解决廉价工业产品的单调和冷酷。“在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了便宜的短袖圆领衫，这种衣衫是成批生产的。但是新的廉价的速热印花技术可以在非常小批量的圆领衫上印制各种图案或口号，价格非常便宜。结果是圆领衫如百花争艳出现在街头。穿着这些衣衫的人有的是贝多芬迷，有的爱喝啤酒，有的热衷于色情影星，让人看了忍俊不禁。”⑨托夫勒的这本书出版于1980年，近三十多年来，他所提到的这种个性化的手绘圆领衫，在西方的各种性别、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群中广为流行，人称“T恤衫”（T字型之意）。在一些旅游景点，出售这种绘有特色图案和个性化短语的“文化T恤衫”的摊点比比皆是。从美国的迈阿密到中国的三亚，甚至在北京和纽约的街头上，人们毫不避讳地穿着它走上街头，自由自在地昂首而过。当然，托夫勒说到的这些办法，并不是医治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文化沙漠化”灾难的最佳选择。而最近在中国兴起的“民艺回归热”，我以为要比托派的效果优良得多。老一代学者钟敬文先生等倡导在前，张道一先生和他率领的学术梯队，紧跟在后，他的弟子们如今也一个个成为“博导”、“院长”，担当起民艺学领域的新的一代学术带头人。“民艺之树常青，新民艺运动代代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潮中，传统民间艺术这条长河，也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奔流着，这是我们老一代人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

    鲁生在绘画上的艺术道路，是从民艺切入他的艺术创作。他的新水墨画，也就在民艺的土壤中扎下了根，茁壮成长，开花结果，这是中国当代绘画园地中的一支独特的花朵，它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新颖，人人喜闻乐见。

    以上是我对鲁生和他的艺术的点滴认识，粗粗勾勒，难以全面表现他的虎虎生气，在祝贺他的实践成果在中国美术馆向广大同行和专家，向更多的了解和支持他的探索和实践的读者公开亮相的时候，絮叨了这些多余的话，介绍一二而已，欠误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指正！

    注释：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②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③同注①。
    ④同注①。
    ⑤孔德：《致瓦拉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
    ⑥同注①。
    ⑦张道一：《〈民艺学论纲〉序》（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⑧同注⑦。
    ⑨阿尔特·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朱铭 （全国政协常委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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